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年里，是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跃升的黄金阶段，也将始终占据着世界历史的重要位置。无数的创业者汇聚在这股浪潮当中，或怀揣梦想，或妄图投机，他们都期待着在一片市场荒原中挖出属于自己的金矿。如今距离改革开放已四十二年过去，人们对待那段历史的回忆都夹杂着不同角度的阐述，但无外乎都描绘了事情的两面：A面叫做敢为时代先的弄潮儿，在最早觉醒的路上获得成功，书写各自波澜壮阔的一生；B面叫做市场经济的转型让“精英”们成为土包子，他们受困于传统的眼光不得不被拍落在历史的尘埃。

在那些年里，每一个淘金者都在AB面中不断翻转着，他们尝试过、失败过、坚持过，共同撑起了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如今的我们看见并享受着人们在历史中创造的激情、喜悦、奋进，却鲜有知晓曾经的苦恼、犹豫与悲愤。

这本《金银坞》便是著名作家俞天白聚焦在中国经济崛起之路上“义商”的故事。作为一本虚构小说，它拥有绝大部分非虚构的部分，那是属于“义商”七十余年历史的转型之路、也是以上海义乌商会首任会长陈萍先生为代表的“义商”们改革开放前后的浮沉之路。从“鸡毛换糖”的传统手艺到人民公社化，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义乌商人用智慧与勇气，特别是贯穿始终的“义”字，积极响应着政府的每一次号召，完成了顺应潮流的每一次转型，最终成功打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与徽商、浙商一样成为了著名的文化经济符号，但其中悲喜好像又都掩没在旧纸堆里，快要被人忘记。

所有故事都得从一首童谣说起：

金银坞，金银坞
山瘦水枯代代苦
手摇一只拨浪鼓
走不尽天下辛酸路

楼循波与乡亲们所在的金银坞是个散布在偏僻丘陵里的小村落，与所有乌伤大地的村子一样，只凭着微薄又贫瘠的可种植土壤勉强度日。这样的地理环境催生出一支特殊的商业队伍——敲糖帮，帮众们在农余之后带着甘蔗挤出的饴糖走南闯北，去换取外界的鸡鸭鹅毛或是别的小玩意，这种回归原始的“以物易物”，被调侃成拾破烂的经济手段竟成为了后来义乌商人的立根之本。

原因无他，都在一个“义”字上，所谓“出六归四”“人赚九，我赚一”“碗对碗”的生存与交易法则里，透着的是商人们将心比心、舍利重情的交往之道。在楼循波的爷爷写著未完的《换糖经》里，通篇少有提及做生意的法门，反而都在提点做人的道理，贯穿着儒家所讲究的仁义与君子之德。

但必须要说，虽然这种浸染了“儒家”思想的生意经，使得后来的义乌商人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地域文化，但对当时正值民国战乱时的金银坞来说，对老传统的奉行却已岌岌可危。

山里人自称山里虬，虽山穷人贫，但依旧不自贱。可几经土匪作乱、军阀掠夺之后，山里人的骨头还是被敲断了，在幼小的楼循波的眼里，他看到的是满山的虫豸在为了一口吃的你瞒我怨，是乡亲们对待他人的嫉妒与猜忌，是我活不下去那也不会让你好好过的悲哀现实。小波还不懂爷爷口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他逐渐意识到时代的更替，与传统的沦陷。

当然，小波这种幼年时显出的格格不入，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结果，他不曾将主角设定为一位敲糖帮的小贩，而是放在了族中的“世家子弟”里。这一层身份的不同使得他早早成为别人口中“见过世面”的孩子，也同时更直观地感受到时代变化下的人情冷暖。

土匪进山时，他家里殷实，所以头前遭了灾，小波的父亲还被殴打致死；敲糖帮入会仪式上，他是被重点培养的新人，又因为土改，差点被斗了地主；挣工分时他是手不能提的“读书人”，读书时又是因成分而落榜的状元；十年动荡，他第一次生出对家族的怨恨，三年自然灾害，他又在铤而走险的“私人生意”中重新找到《换糖经》的奥秘所在。

越是风口浪尖上，越是愿意多想一步的人更容易把握住机会，楼循波在否定，与再次否定中，逐渐领悟了老一辈人关于“义”的评述，同时也融合进自己的思考，顺应市场经济，对人要拿出的“义”的魂，而对生意，不能简单地以人情作为唯一的衡量。

说白了，这是“义”与“利”的交融，也是“农”与“商”的交融，楼循波作为《换糖经》中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充分贯彻了“求义而不弃利”“利为义所聚”的宗旨，也终于享受到“碗对碗”的交际红利，村民组长、供销社领导、工厂老板、市委书记，楼循波的真诚得到了回报，他也走出了“虫豸”遍地的山沟，脱离了又穷又怂的生存困境。

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回归朴素的交际之道，这是俞天白记录下“义商”的生意之魂。而在这步步跟进的主线下，另有两层隐喻。

一则是《换糖经》里对“天时、地利、人和”的记录与时代的呼应。天时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商业活动开始苏醒，一批批生意人得到了可以自由踏足的土壤；地利是楼循波对机遇的把握，从杭州到江西，从温州到上海，每一次方向的不同都收获了对等的回报，而最重要的地利依旧是“义商”所在的地域特色所催生出“敲糖帮”文化，这是贯穿始终的成功基石；人和就在刚刚提起的交际之道上，纵然在特殊年代下，楼循波吃了乡亲们的亏，但他依旧决心带着那片贫瘠的大地共同致富，这是梦想亦是责任，也是“义”字最深层次的书写。

二则是在楼循波幼年时听到的几则故事上。其中有凯贵爷爷讲述的有关“叱石成羊”的传说，先是成为了小波心底的白月光，后被科学教育打破，再之后就是长久不断地徘徊在梦中，直到义乌大市场在各处拔地而起，他终于意识到那个点金的手指其实一直都在代代相传的乌伤大地的每一个前进者手里。其中还有被故事奉为“天书”的《换糖经》，这本残卷的名字在书中被提及不下五六十次，如此频繁的出场，配合爷爷最早讲述的“道”，共同编织了楼循波的为人处世逻辑，他始终在找寻那个“道”的真正意义，也最终在人情世故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找到最佳的平衡。更重要的指代物，还有那每一个货郎手中的“拨浪鼓”，它既是友谊与诚信的信物，也是代表着“义商”始终未曾磨灭的初心。

每一阵风吹过都会给大地带来不一样的面貌，在金银坞，有“敲糖帮”的辉煌一时，有老八房的横行霸道，有没饭吃的“怂人”们被逼成了“惯犯”，有童秀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倒在距离成功最近的地方，有物价双轨制和价格闯关带来的试错经验，有海外投资者与本土经营人的合作与对冲。

改革开放拯救了他们，但其实也是他们拯救了自己，在焕然一新的中华大地上，处处都是机遇，也处处都有挑战，义乌商人们凭借着“儒商”文化中的包容与豁达，于时代更替的风头屹立不倒，蓬勃生长。俞天白书写下这段历史，一吐乌伤大地的郁结，带着意气风发，带着唏嘘长叹，所为的，就像是老人留下的《换糖经》那样，留下义乌商人最引以为豪的“商魂”。也为了留下那苦尽甘来又一春的童谣。

金银坞，金银坞，

山瘦地薄百般苦，

手摇一只拨浪鼓，

义为魂，商作桥，

走通了天下多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