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生涯31年（之一）

上回说到，5月18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进入现在任职的公司30周年纪念日。在一家公司一待就是30年，原因是多方面的：说明人心思稳，缺乏闯进1？说明目光短浅，不思进取!？：说明公司稳定，发展前途光明1？……不过，想当年，年轻气盛，放弃在家乡当老师的职业，毅然投奔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想起来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其实，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的一年半时间，我还进过两家小公司。31年打工历程，旦听我慢慢道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借＂邓小平南巡＂的春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1980年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除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号召国企积极在特区开办企业，设立办事处外，更加积极引进外资。外资看中中国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看中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世界寻找投资市场，各大企业紛纷在特区增资办厂，大量的外资企业和资金流入了中国，这些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时内地还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这时国内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转型，重组，倒闭成为风潮，人们失业，停薪留职成为很多人面临重新的选择。这时特区的发展蒸蒸日上，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满足市场需求，工资水平也水涨船高，除了吸引大量农村的劳动力。城镇青年谈论最多的也是特区的工资有多高，动不动每个月可以赚到成千上万元，很多人都想到特区去闯一闯。

不满足现状，经受不了诱惑．决定要走出去。世界那么大，机会那么多，屈居于乡镇，面对这看不到希望的乡村教师是于心不甘的。不过当时父亲不同意我蛮动，经过多次与父亲的思想交锋，父亲的思想才有所松动。

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根据生产的需要，也是为支援特区的建设，北京计算机三厂决定1993年3月份在深圳投资成立一家来料加工厂。而我的大舅舅那时是北京计算机三厂的副厂长，在深圳建厂一事主要由他负责。我这大舅舅是我们县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工作。人原则性很强，几近古板，工作上的事情，家里的亲戚除帮我及他弟弟的（我的三舅）的女儿同意进入他们在深圳的工厂外。任何亲威都没有享受过他的帮忙，此是其他亲戚的闲话，暂且不表。

得到建厂消息，联系大舅舅同意我们去深圳他们厂打工后，父亲也终于松口允许我的成行，当时以为在舅舅的厂会有很好的发展。更义无反顾辞掉我的教师工作，没有办理停薪留职的手续，没有给自己留下返回的后路。后来几年发展不顺利，只能孤身一人继续在深圳求职，父亲每每念及此事，均后悔不已，几近唏嘘流泪，说是耽误了我的前程。可是我丝毫不会怪罪父亲，丝毫不会为自己迈出的脚步后悔，也会为自己迈出的脚步努力，让父亲无愧于心。

于是1993年春节一过完，父亲帮忙在学校开好介绍信，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再到公安局办理好特区边防证，有效期三个月，办证费10元。当时人们多是到广州打工，到深圳特区打工的较少，拿到花费10元换来的半页蓝白色通往特区的入场券，通行证，心里满满的骄傲，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那时深圳分关内，关外两部分，关内是靠近香港的几个区，分别是福田区，南山区，大鹏区，罗湖区（盐田区那时还没成立，属于罗湖区的一个镇-—沙头角镇)，是特区中的特区，关内投资多，发展快，工资比关外高一些，关内外周遭被铁丝网分隔开，铁丝网下修有简易武警巡逻小路，过山涉水，不留一点空闲，不时有武警来回沿着小路巡查，防止有人闯关。这些小路现在大多数改修成了盘山绿道，为深圳两千四百多公里的绿道工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已成为市民健身锻炼，休闲旅游的美好场所。

关内、关外留有6个检查关口，分别是南头，沙湾，布吉，白茫，盐田，背仔角。当时南头关最大，进出人员，车辆最多，关口实行人车分过，车辆一到关口，除司机外，搭乘人员一律下车，人们争相拥挤。有些拖儿带女，有些扶老携幼，有些提着行李，大包小包，跌跌撞撞，奔跑到验证大厅，排队验证过关，高峰期人多时有时排队超过一个小时才能过关。过关后，再急急忙忙奔跑到候车区，寻找自己爽坐的过关的车辆。有些车辆没有办理特区通行证过不了关口，把人丢在关口掉头高去．搭乘人员只有过关后重新寻找车辆，重新买票进行下一个行程。

不少长辈还记得，当时想办一个"边防证〞，难度远远高于现在办护照。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即使在首都北京，办理一个进入深圳的边防证，都要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如果没有单位就更难了，需要街道居委会审查，申请手续非常复杂。如果是在偏僻的乡村，办理一张进入深圳的边防通行证，更是难上加难。边防证办理分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有效期等几种，过期作废。三个月收费10元，六个月收费20元，依此类推。10元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特区内找到工作后公司会办理个人务工证，务工证不能作为进关凭证，要进关必须要有边防证。当时，催生了各省在深圳都驻有省政府办事处，在关内可以代办边防证等业务。

边防证

而且特区内派出所警察、保安经常检查边防证、务工证。如果无证被查到，就会被送往派出所，不分白天黑夜，随意检查边防证。有时深更半夜警察、保安也会突袭宿舍区，检查边防证、务工证。如果没有这两证之一，或者哪个凶残的警察、保安看你不顺眼，把你递给他的边防证随手撕碎，说你是无证分子，你便会被押上警察闷罐子车，送往派出所，一天之内如果没人来赎你出去，第二天即被押往东莞樟木头关押三天，如果三天内自己不出钱或者没人来赎你，即被送去劳动场地建铁路，修公路，做苦力三个月才被释放。一天之内到派出所赎人要出钱400元左右，送到东莞后赎人要出钱1500元左右，你看着办。

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1993年那次我负气出走辰星公司后第三天躺在三楼宿舍里，上午10点时分左右，警察、保安突然到公司宿舍检查边防证，我被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宿舍门，一个国子脸，小眼迷离，满脸横肉，貌似香港影星……大傻相貌的保安拦住门口，大叫：“查证，查证”。因为我负气出走辰星公司，务工证退给了公司，手里只有边防证，我把边防证递给他，只见那保安拿过边防证，看都不看一眼，几下便把我的边防证撕碎，扔在地上，转身对另一个保安说：“没证，没证，押送派出所°。随后我被带到一楼，一楼停着两辆闪罐子货车，所谓闷罐子货车，是由五十铃货车改装，货箱后面用铁皮焊成货柜箱，有一个成人的高度，货柜箱左、右、前三边开了个小窗口，小窗口用铁杆焊成网状，后面开了个双开门，我被赶上闷罐子货车，车上已有五六个人，车门一关，漆黑一片。颠簸几分钟，来到了海山派出所，十几个人关进一间屋子，等待一个小时后，来了一个保安，登记有没有工作单位，有没有人来赎，我填写了我离职的公司---辰星科技有限公司报给他，他离开后便再无人搭理，五六个小时期间没有水喝，没有饭吃。直到下午四点多钟，听到叫我的名宇，说有人来赎，走出监房，一看原来是辰星公司管人事的一位主管，当时像见着亲人似的，感激不尽，赶紧办理手术，交400元赎金，签宇画押，完毕走出派出所。

管人事那主管随后跟我说，公司经理看在我舅舅的份上才赎你出去，以后碰见警察查证，躲在宿舍里不要开门也许能躲过去的。警察会想方设法多押人数创收的。我说，我记住了，并且终身不忘。

那时的社会，治安，人权，人性之恶劣可见一斑。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没少提报告，抗议。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情况才慢慢得以改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