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北京市广告发布行为合规指引》，其中关于互联网广告发布特别准则的详情包括：

不得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在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或者互联网即时通讯信息中附加广告或者广告链接，不得向其交通工具、导航设备、智能家电等发送互联网广告。

不得在用户搜索政务服务网站以及相关应用程序时插入广告。

发布含有链接的互联网广告，应当核对下一级链接中的广告内容，并采取措施防止链接的广告内容被篡改。一旦出现被篡改情形，应及时提供违法广告活动主体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利用算法推荐等方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其广告投放记录等数据属于互联网广告业务档案。

2月24日，中国网信网公布《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办法》共十三条，适用于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与境外接收方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的方式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并发布了《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订立标准合同的方式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应同时符合以下情形：（一）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二）处理个人信息不满100万人；（三）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不满10万人；（四）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敏感个人信息不满1万人，并应当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且在标准合同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

近期，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2023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各网站平台强化春节期间值班值守，加大发现处置力度，集中查处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有效遏制网上突出问题，为广大网民营造出良好的春节舆论氛围。截至目前，重点平台累计拦截清理违法不良信息119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6万余个，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2日，荷兰数据保护局（DPA）表示，在特斯拉公司对启动车辆安全摄像头的“哨兵模式”做出更改后，该机构不会因可能的隐私侵犯行为对其进行罚款。

车辆安全摄像头“哨兵模式”是指，特斯拉在其汽车上使用这种安全摄像头，拍摄每一个靠近车辆的人，而这些图像会被保存很长时间，以帮助车主保护汽车免受盗窃或破坏。荷兰数据保护局对其进行了调查，认为此举可能是一种违规行为。

荷兰数据保护局表示，自该机构开始调查以来，特斯拉公司已经对其摄像头的“哨兵模式”功能进行了修改，其中包括汽车的大灯闪烁，以向路人表明拍摄已经开始，并要求得到车主的批准才能开始拍摄。荷兰数据保护局表示，在功能修改后，摄像头拍摄的影片会被存储在车内，而不会与特斯拉共享。该机构称，修改之后车辆的所有者将需要对不当的拍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再是由特斯拉承担责任。荷兰数据保护局的调查尚未导致对特斯拉进行罚款或其他制裁措施。

2023年2月14日，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FTC)宣布对韩国领先的打车服务运营商KakaoMobility处以257亿韩元（约合2000万美元）的罚款。Kakao被指控操纵出租车调度算法，优待其自营的出租车服务。据KFTC调查，KakaoMobility为了扩大自己的加盟出租车（KakaoTBlue）的市场占有率，自2019年3月至今，通过算法对加盟司机采用优先调度普通呼叫的方法，并将其排除在路程低于1公里的低利润订单之外。该行为使加盟司机的收入相对更高，因此可以轻易地诱使更多司机加盟合作，从而扩大KakaoTBlue的市场占有率。

KFTC认为，KakaoMobility滥用其在普通呼叫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优待其加盟司机的行为，使其市场力量传导至出租车加盟服务市场，限制了该市场的竞争。通过这种经营策略，KakaoTBlue在出租车加盟服务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从2019年的14.2%飙升至21年的73.7%；同时通过也维持并强化了其在普通呼叫市场的支配力（其市场占有率在2019年92.99%，2021年为94.46%），由此增加了提高乘客支付手续费、司机提供佣金的可能性。

二原告上海哈啰普惠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钧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哈啰公司”）是“哈啰出行”平台的运营商，运营着哈啰共享单车、哈啰租车、小哈换电等多项城市服务项目，在业内有较高市场占有量。二被告深圳市大展鸿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点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全能车公司”）是“全能车”APP的运营商，全能车APP向用户提供聚合的共享单车服务，该平台可以完整集中地显示范围内全部品牌的共享单车及其实时位置和数量，按照其在微博投放的广告描述，用户只需在全能车APP缴纳一元押金，无需下载多个APP即能使用包括哈啰单车在内的多家共享单车。

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第2款第4项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平台内下架哈啰单车的服务，并公开发表澄清声明表明其与哈啰公司不存在合作关系，并赔偿哈啰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行为使得用户在不进行注册和付费的情况下即能使用哈啰单车，攫取了本该属于原告的商业利益，割裂了原告长期培养的用户粘性，劫持了原告的潜在客户，造成了哈啰单车的不合理加速折旧破坏了其定价系统，虚化了注册账号与真实骑行消费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被告在公开渠道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6140万元、支付合理开支10.6万元。

原告是常州某工程公司，被告沈某是该公司前出纳。2021年4月，沈某因轻信外部邮件中骗子冒充公司领导的信息向骗子转账，造成公司损失共计107万元，后警方将该案作为诈骗案立案侦查，但钱款已无法追回。针对被骗款项，工程公司与沈某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沈某在三个月内向公司赔偿全部损失107万元以及利息。后沈某在向公司支付了2万元赔偿款后不同意继续支付，双方发生纠纷，公司将沈某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其继续履行合同。

两审法院均认为，沈某的转账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此种履职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但本案中沈某存在重大过失，应当酌情承担赔偿责任，遂判令沈某向公司赔偿7万元。

一审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后均认为，奥蒂思公司复制、搬运车质网中涉案5万余条投诉信息并在汽车门网站展示使用的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遂判决奥蒂思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75830元、必要维权支出74170元。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反垄断与监管两种治理机制二元分治，在动态中调适相互关系，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平台经济的出现，对二元分治结构传统治理手段提出挑战，需要再次调适两者关系并推进数据监管。监管与反垄断二元分治结构中，二者的主要区别包括：第一，监管属于事前手段，由监管机构在市场主体行为之前进行干预或设定条件，功能在于预防风险发生。反垄断属于事后手段，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主决策，国家不干预，出现违法情形后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加以追究，功能在于制裁和制止违法行为。第二，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可以横跨相近的不同行业，实行混业监管，也可以只聚焦某一特定行业，实行分业监管，体现了专业性特点。相反，反垄断适用于众多不同的行业，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集中设置，执法的一般性要求更为重要。第三，监管属于政府的直接干预，由监管机构替代被监管对象作出相应的选择，以避免市场失灵情况下被监管对象的行为不受任何控制。反垄断属于间接干预，国家不事前干预，不代替市场主体作出决策。但是，如果市场主体的行为违反法律，反垄断执法机构会启动执法程序。第四，监管机构集中规则制定、规则执行、争议裁决三方面的职能，一般都设立于传统的科层制政府部门之外，以体现其独立性特点。而从性质上来说，反垄断机构是行政部门的组成部分，承担法律执行职能，独立性的程度不同于监管机构。

在反垄断机制面临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各国或地区平台经济治理形成的两个方向性共识包括：其一，引入分拆、禁止进入相关行业等监管措施以弥补反垄断机制的不足；其二，加强监管的政策建议与各种讨论均聚焦于守门人控制海量数据对于竞争的影响，探讨通过数据开放、数据可携、互操作、开源标准等制度，推动竞争和创新，而不是诉诸于传统监管手段。针对我国数据监管转型、推动构建二元分治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的需要，应做到：一、确立二元分治的基本制度框架，提高监管与执法的可预期性，实现平台经济治理的范式变革。二、加快制定数字平台法，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相关配套规定，推动各项配套制度改革，为二元分治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三、设立国家数据局，与国家反垄断局一道，为二元分治发挥作用提供动力保障。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2日，《》报道称，摩根大通已限制员工使用ChatGPT，成为第一家宣布禁止使用ChatGPT的华尔街投行。在这之后，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高盛集团、富国银行等华尔街投行纷纷对使用ChatGPT发布了禁令。

《每日电讯报》称，投资银行正是出于对数据安全的担忧，开始对聊天机器人施加限制。咨询公司埃森哲也出于相同的原因，警告员工不要将客户信息暴露给ChatGPT。据Insider报道，上个月，出于隐私考虑，亚马逊警告员工不要与聊天机器人工具共享机密信息。美国几家主要教育机构已禁止在课堂上使用ChatGPT。教师们担心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会让考试和作业作弊变得更容易。此外，香港大学日前向师生发出内部邮件，表明禁止在港大所有课堂、作业和评估中使用ChatGPT或其他AI工具，以回避内容剽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