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情况开展斗争

我打入的这个涡阳通讯分处，是驻在郑州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皖北的一个专业的军事情报机关。

我此后经历的活动和工作中，有不少的人和事，都和这支军队有些关系。我所了解的这支军队的一些情况是：

第三集团军原是冯玉祥将军统率下的“西北军”系统第三路军。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韩复榘投靠了蒋介石。这个第三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孙桐萱任军长的第十二军和曹福林任军长的第五十五军，仍旧割据式的驻在山东省内各地。

抗日战争初期，韩复榘为保存自己这支“杂牌”部队的军事实力，不战而放弃了大片国土，率部退出了山东。这给蒋介石“消灭异己”提供了一个有力“借口”。

蒋介石以召开战地高级军事会议的名义，把韩调至开封扣押又转到南京。在南京由各战区军事首要参加下，对韩进行质询，蒋介石指韩为“违命弃守，丧土失地”,应受到军法治罪。

韩不服蒋的指斥，则反讥说：“山东战败弃守我应负责，但‘九·一八东北三省一枪不发，供为敌有，其罪谁归?抗日战争爆发，华北败亡，平、津沦落，作为三军统帅难辞其咎。”

蒋介石对韩之反驳怒不可遏，遂令侍卫给予禁闭。但在押解途中，从韩背后连发数枪，将韩击毙。韩复榘被处决之后，所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先后由蒋介石命于学忠、沈鸿烈继任，而均以韩部旧属消极抵抗，军务难以推行，自请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用怀柔政策，任命第三集团军原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为该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任第十二军军长，其部队移驻鲁西荷泽濮阳一带。

孙桐萱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原山东省政府高级法院收押的政治犯500余名(多数为我党党员),也随军转移到荷泽扣押。

当时我河南省委统战部长刘贯一同志闻知此讯十分欣喜，因三十年代初孙桐萱任开封警备司令时刘为报刊记者，与孙相识，私交甚好，即写介绍信派副部长王恩九到荷泽会见孙桐萱，即向孙桐萱提出：

“国难当前，民族危急，不团结无以御悔，不合作何以救国?救亡图存，是全国亿万人民生命所系，现在既已团结抗日，自不应继续同室相残，使亲痛而仇快。为国脉民命计，决不应仍囚押政治犯，请即予以释放，以符团结合作精神”。

孙桐萱听了之后，表示完全理解，战时关押这批无罪人犯是违情悖理天人共愤的事，况且日寇进逼日甚，临战近在咫尺，取胜之道只有团结合作，蒋介石一贯恐日惧战，反共祸国，正由于坚持“安内让外”妥协投降政策，才使国家陷入如此地步，时至今日仍以枪口对内，令人不可理解，如此下去，国家兴废，民族绝续将不知已于胡底?

但孙桐萱顾虑的是：韩复榘生前和张经武等红军代表谈判时就未敢冒昧答应释放500名已决之政治犯，现在韩复榘尸骨未寒，我孙桐萱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擅自释放500名已决之政治犯，蒋介石岂能容我?

正在犹豫不决时朱晦生同志以退为进的办法向孙提出建议说：“王恩九为共方高干，长留军中须防他人疑忌，为避此嫌计，还是劝其知难而退为妥”,

孙说：“王恩九先生提出的要求释放500名政治犯，事关政治立场问题，如何处理一时难予断决”,

朱晦生立即回应说：“当前国家存亡尚且无计承救，岂忍煮豆再燃，民族存亡与两党恩怨何者为重?请总座权衡为之”,

孙说：“当然，释放政治犯才是民族大义，但无适当借口，如委员长追查起来将不好辩释”,

朱晦生说：“政治犯是随军带来，既无牢狱禁锢，又乏警卫看守，一遇战争打响难免乘机逃跑，这是必然后果不必更多思考”。

孙桐萱听了朱晦生的一片道理心有所悟，韩复榘不敢释放已决犯，是因为他处于济南的正常秩序之中，现在兵荒马乱处于无政府状态，何患找不到借口，随决心放人，当晚即派一心腹副官到关押犯人处背着蒋介石派驻该部的监军蒋伯城，把500名政治犯全部释放。

这是一场无枪声的战斗，打得十分漂亮，一夕之间取得了全胜，这一短兵相接的隐蔽斗争的胜利，是党的隐蔽工作与统战工作相互默契的有机配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紧密联系前后呼应而取得的，如果没有彭雪枫、王恩九同志阵前统战，孙桐萱不可能有此义举，假使没有朱晦生同志的内线攻心，即时解开了孙桐萱的心中绳结，也是很难下此决心的。

正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是虚幻之词，在关键时刻一句话可以打破无限机关，可以为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当年被释放的共产党员到北京找孙桐萱证明此事，而孙只能原则证明，具体放的何人，他是一个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证明弄清了许多负责同志的历史问题。这就是孙桐萱1978年9月9日在北京死后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除举行追悼会外，也将孙氏的骨灰盒存放到八宝山成为有功于共产党的进步人士(1978年9月30《》于以报导)。这是孙死后得到追认的荣誉。)

山东的统战工作彭雪枫同志早在1937年初，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彭雪枫同志1937年初先到聊城与范筑先专员建立了统战关系，范希望与我党合作抗日，

在徐州失守后，其他地区的县长、专员都渡河南逃，唯范专员独能率一保安队留在聊城抗战，使我省委地下组织部长张霖之等率二百个学员到聊城后即与赵健民、徐运北领导的鲁西北地下党会合，利用范筑先的合法名义开展工作，建立起著名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为1939年罗荣桓率八路军入鲁奠定了基础，

彭雪枫同志从聊城到了济南，见到了朱晦生和王志远同志，王志远(又名振升)是彭雪枫在北平的育德中学同学后又赴德国留学，当时是第三路军的少将参议，其兄王向荣为韩复榘的财政厅长被韩视为心腹，余心清原是冯玉祥将军的秘书长，冯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成为韩复榘的高级幕僚长，刘熙众为韩的内亲常驻平津的代表兼山东省公路局长，彭雪枫通过上述诸人见到了韩复榘。

韩表示态度友好，愿意合作抗战。

不久，抗战爆发，7月7日日军占领了芦沟桥，7月15日，冯治安部师长张克侠(我地下党员)通知我华北联络局书记张友渔、副书记刘贯一为了免遭日寇杀害，望有关负责同志立即离开北平，当时京津火车还可通行，故张友渔同志率领党员、民先队员及进步人士数千人逃往天津英租界，天津并非安全之地，打算逐步往内地转移，但当时中国轮船已不能行驶，因大沽口已被日本海军封锁。

正好有一艘英国轮船贻和号开往上海，我华北联络局负责同志带领的两三千人统统买票登上英轮，正要冲出大沽口进入渤海中心时，英国船长突然宣布：上海已爆发战争，青岛中国军队已布雷，两处均不能靠岸，轮船必须开返天津。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全船为之大哗，推出代表向英国船长交涉，代表说：我们刚刚跳出火炕，难道又要我们进入蒸茏，这不是助杰为虐，而是帮助日本杀人。

船长自觉于理不合才决定开往烟台海面，然后乘舢板登岸，8月中旬我联络局负责同志在烟台上岸即打电话和余心清联系，余即向韩复榘作了汇报说：这一大批青年是救亡团体的成员，都有数年救亡运动锻炼，是抗日骨干力量，应予全部收留。

韩复榘同意了这个意见，即指示刘熙众派汽车从烟台把人运到济南，腾出学校安置食宿，并安排从事救亡工作。

当时到达济南的负责同志，学校中有陆平、武衡、孙陶林、高元赛等，还有张经武、刘润波、高崇民、于毅夫、张友渔等，他们与余心清、王志远研究又见了韩复榘，作了数次谈判，达成了协议。

一、释放在押的政治犯，韩答应，凡三路军军法处关押的政治犯他可以立即释放，但已判刑的人犯是归南京高等法院管理，他无权释放。

二、成立三路军政治处，由余心清任主任，王志远为副主任，我联络局派赵伊萍、李续刚、蒲子正等地下党员打入，协助余心清工作。还吸收了原三路军的进步分子路庭训、吴清海等参加处的领导。

三、开办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训练班，培训政治工作干部，余心清为副主任(主任韩复榘兼),齐燕铭、张友渔、陈北鸥、许德瑗等为教官，三路军的军官只负责军训，政治训练由我方派去的同志完全负责，学员有我民先队员和山东地下党约五百人，王志远为梁漱溟办的乡农学校教养所的二三百人，平津逃亡的学生五百余人，共有一千五百余人。

接我党的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游击战术等救亡理论的教育。这批学员毕业后陆续派往临近战区的临清、德州、惠民、烟台、临沂、聊城等地，以聊城学员成绩最大。

远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使用“杂牌部队”的如意算盘是把“杂牌”摆在“反共”第一线，目的是借红军来消灭“杂牌”,又借“杂牌部队”来消耗红军，施其一箭双雕故技。抗战开始后也是这样，把“杂牌”部署在“抗日”第一线，与我军队摩擦。蒋介石希望看到的是“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由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蒋介石抗日是假，反共和消灭异己是真。杂牌军队，包括第三集团军在内，对蒋介石之“万变不离其宗”的手法是早就领教过的，是熟悉的。因此他们对蒋介石的“反共”并不积极，甚至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杂牌”这样做，也是为自己留下一个退路和生存余地。

·我“特支”负责人，副书记朱晦生同志，在这个“杂牌部队”里工作多年，递升为孙桐萱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这个工作很重要，他可以随时随地帮助孙桐萱说明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正确认识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的支柱作用，推动孙桐萱走向民主和进步，走坚持团结抗日的道路，而十分成功地作好孙桐萱的争取和教育工作。我方所以打入该部的原因也在于此。

蒋介石对孙桐萱始终是不放心的。在孙桐萱不听命也不肯就范的情况下，1941年，蒋介石先解除了孙桐萱的“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的”兼职，而孙桐萱“依然故我”,到1942年2月(即农历正月十六日)蒋介石以“莫须有”的“抗命通敌”罪名，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予以扣押，解送重庆，送入监狱。并宣布撤销了第三集团军的番号。

由于第十二军是孙桐萱的基本部队，不宜操之过急，而有意地保留了第十二军番号(第三集团军的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改归原西北军的刘汝明部第四绥靖区总部建制)。

孙桐萱的第十二军军长与兼职被撤除后，由该军原第八十一师师长贺粹之充任军长，下辖第二十师师长刘琛，第二十二师师长张策民，第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原二十师师长周遵时为副军长。

1944年5月，日寇进犯中原，国民党汤恩伯苦心经营的数十万大军不战而溃。这时候，第十二军防守襄县、郏县和临颖一线，其第二十师与第三十二师也损失殆尽，只余一个第八十一师调到镇平和内乡一带山区休整。

在汤恩伯虎视眈眈的继续压迫下，这个第十二军军长愤然率其基本部队第八十一师，自动脱离汤恩伯的领导系统，经新县等地开往老河口归附李宗仁将军的第五战区。

到此，蒋介石又宣布撤销了第十二军的番号，这支“杂牌部队”终于被蒋介石消灭了。

借“符”掩护纵横敌区

郑州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头子们，派其参谋处的少校参谋谢励新，到周口设立通讯处，又在涡阳设立了一个通讯分处，主要搜集皖北一带我新四军的军事情报。

谢在周口则利用职权，往来敌区走私，大量进口毒品海洛因，套购出口禁运资敌物资，把周口通讯处这个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机关变成了一个武装走私通敌谋利的贩毒机关。

谢励新及其一帮爪牙，他们只知大发国难财。那管你国家寸草不生，每日沉溺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而忘乎所以。已完全失掉军人的人格，所谓抗战救国，收复失地，早已置之脑后。其应付上级的军事情报任务，就完全依赖涡阳通讯分处来承担了。

我当时为了弄清界首、周口一带的蒋军驻守和游击部队的活动情况，就利用给周口通讯处送情报资料的名义，去了一趟周口。这次周口之行，虽然只有五天，但意想不到的得到了我所需要的军事情报。

我来到周口通讯处，那里的便衣工作人员就像迎接前方凯旋归来的功臣那样，受到他们极为热情的款待，因为他们上报的情报都是涡阳分处供给的材料，涡阳方面替他们作了合身的嫁衣裳，他们赖以向上司邀功取宠，他们似有投报之意，而对我热情接待。

我在这里住下以后，看到了以下的情况；

一、通讯处的住地宽阔，约有十间左右平房，周围另有几间仓库。生活豪华，他们房中摆满了箱笼橱柜，全都装满了鸦片烟和海洛因，床架上堆满西药和盘纸。廊檐下又堆有不计其数的桐油罐与生漆筒。这些东西既是民脂民膏，又是日寇杀人的战略物资，也是残害民族，亡国灭种的毒化剂。他们只须一手推出，一手拿进，就在一出一进的顷刻之间，黄金万两。此种行为比汉奸卖国贼都有过之。

二、他们生活腐糜，挥金如土。我来周口的当天，一个便衣，领我去澡塘洗澡，澡资不过五角，而小费一掷五元。如此豪举，令人咋舌。

安排我住集体宿舍，因房中放着许多贵重物品，必须留人看管，而到晚上十时之后，除我以外即空无一人。

我问杂役，便衣人员都去何地执行任务?答称：“晚上什么任务也没有，都往顺河街嫖妓去了。”

三、他们开办了一家酒楼，作为通讯处的小伙房。除服役人员外，还有几名“女招待”。仅厨师就雇用了五人，从早到晚，宴席不断。因是免费招待，当地机关首要、绅商巨子、党政骨干、军警宪特，都是座上嘉宾。茶余酒后，国家大事，军事机密，无所不谈。

我每天也在酒楼边座进食，从他们的高谈阔论中，听到不少很难听到的情况。如，国民党第二十师驻守河防的情况，骑兵第六师的人员、武器装备数字。第四游击纵队的活动范围，蒋心亮游击纵队的军需供应，及其搞反共摩擦自己吹嘘的“战绩”,等等情报材料。

谢励新的周口通讯处成了第三集团军总部头子们一股肥水的源头。大量的黄金、钞票和珍贵物品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总部人员的腰包。这些大员无不见钱眼开，巧取豪夺，财运亨通，一个个都是脑满肠肥。

但是好景不长，事为分赃不公者向国民党军委会揭发。军委会正想打击第三集团军这支杂牌部队苦无借口，揭发来得正好，即电令军政部彻查究办。

第三集团军总部得知此消息后，深恐祸及自身，而赶在国民党的检查大员到来之前，就连夜把谢励新逮捕，解送郑州，加以“出卖防务，引进敌探”的罪名，即予以枪决。也是杀人灭口，作了总部坐享其成者的替罪羊。

谢励新的迷梦未醒就上了断头台。同时又宣布撤销涡阳通讯处，唯恐蹈其覆辙。

田瑞珍接到撤销的命令后，就留下我一个在涡阳办理结束事宜，他只身先回郑州复命了。

但是，这个通讯机构的被撤销，只是这个总部的内部通令，国民党在涡阳一带的其他驻军和游击部队等是不知道的。因此，撤销后的涡阳通讯分处原有的一切情报渠道，仍然照旧流通运转。我可以使用留在手中“涡阳通讯分处印钤”继续和当地国民党驻军及其各级政府进行联系。

实际上成了我一人在这里唱独脚戏，而开始有了可以自己单独行动，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便利。根据需要，我随时可以往根据地去汇报情况了。

在这个时期，我去根据地作了两次汇报。

第一次是去涡阳北部的龙山集，向新四军第四师(皖南事变后改编的)老首长吴芝圃汇报国民党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一师由临泉一带，调驻涡阳以东、西阳集，企图进犯我曹市集、龙山集根据地。

吴芝圃同志年约三十七八岁，身体微胖，和蔼可亲，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连连说这个情况很好，报回来很及时，并给我诸多的鼓励。

他说你们是“信息灵通，有情即报”这正是战地的工作要求。

他又说：“何柱国的军队过去在边区，和我军的统战关系还好，估计不致向我根据地发动贸然的武装挑衅，但现在的态度有无变化也是很难预料的。蒋军中确有一批顽固派，是专靠破坏团结、制造摩擦而生活的。他们是反共能手，如袁传壁、蒋心亮之流，就是靠此吃饭的人物，他们不反共就活不下去。要切实注意他们的军事活动。”

吴芝圃还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强调要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时局的好转。

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分析问题深入浅出，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使我如坐春风，我像小学生置身于老师的面前，深深的感受到鼓舞和温暖。

另一次汇报，是在蒙城东北的板桥集附近一个村庄的院落里，那是由任泊生部长带我直接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汇报。

我们一进房门，彭司令员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让我坐在一旁。通讯员送来茶水，任泊生同志向彭司令介绍说：“这是许天民同志，是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在涡阳是和吴宪同志秘密联系的。他现在从涡阳回来，请他汇报一下近来涡阳的情况。”

彭师长同我握手点头说：“好!你先谈谈吧!”

我开始汇报了新编第七军在涡阳的情况。

新七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李忠义，他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弟弟，驻扎在涡阳城的周围，全师不到四千人，装备比较整齐，有一定的战斗力。

第二十六师师长蔡洪范，所部驻高公庙，全师约为三千余人，素质甚差，缺乏战斗力，官兵中有不少毒瘾者，军纪十分涣散。

第二十五师师长为曹大中，所部驻涡阳东的西阳集，兵员较多，全师满四千人，装备在新七军中为最好的，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对其军队“反正”后，不为第一战区长官部所重视，待遇和补给与中央嫡系军相差甚远，怨言甚多。整个军队由于“反正”后不受重视，而有严重的自卑感。上面婆婆很多，既是第一战区管辖，又得听从汤恩伯指挥。

再由于豫皖边区游击防务归第三集团军游击总指挥防地，因此还要受第三集团军领导，政出多门，无所适从。特别是该军前军长张人杰，“反正”后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述职时，在戏院内被人刺杀殒命，而引起该军官兵的思想混乱，动荡不安。

彭雪枫师长很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汇报，不时插话提问，对人名的写法，个别情节上的疑问，都一再追询清楚，毫不放过，真不愧为“大将雄风，百代典范”。

其实，他的形象和风范，我并不生疏。在“抗大”校部，在新兴集的大礼堂，在“六·一”战斗的战场上，我曾多次看到他。

但总是距离较远，未能看得真切。这次对坐汇报，我留意地观察，看到他身着灰色粗布军装，清洁整齐，长方型的脸庞，衬托着浓黑的眼眉，宽阔的下颌，看得出刚刮过的胡须泛出的青色，也就知道他是很讲究革命军人仪表的。

以我这样的普通一兵，置身于我军与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将领面前，像是面对一座高山那样，而仰之弥高了。

这两次工作汇报，由于情况的重要与汇报的及时，并以其精确性受到我负责同志的嘉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