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都城瘗中原，
片甲只骨兆开元。
沉睡千载犹酣梦，
一朝出土熠华煊。
非篆非金称甲骨，
元元生灵启慧聪。
扶乩惟祈上苍被，
孰料神符托日环。
我至今未去过安阳，这首吟诵安阳、叫《殷墟》的不合平仄的旧体诗，也只能枉托律诗之名了。殷墟在安阳，是安阳的福分，因之，它也就成了安阳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别名。或许，正因有了殷墟，世人才不会漏掉安阳这个地方，安阳也就此比别的无论什么地方多出很多历史的厚重积淀。也因此，安阳与文字结缘，它是中国文字的原初之地，也是中国书法的发祥地。这一切，都是殷墟赏赐的，其他再多的华丽名号似乎都不重要了。
1903年，小说家刘锷，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将其收藏的甲骨汇拓成册出版，叫《铁云藏龟》。刘锷在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书中汇拓的文字是“殷代人的刀笔文字”。因它出于殷墟，有人便称它为“殷墟书契”。后来，因其刻在甲骨上，便统称其为甲骨文。据书载，不完全统计，甲骨文有四千多个单字，已经释读出的有一千多字，也就是说用甲骨文已具备叙事抒情，编撰故事，演绎事例、记述史实的功能。郭沫若更是看出了甲骨文另一重大的书法意义，他说：“其契文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印象中，国人对甲骨文认知的普及度，也仅限于知道搞过甲骨文研究的只郭沫若一人，这几乎已是约定俗成的常识。其实，当时，甲骨学考古高手有“甲骨四堂”之说，即：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甲骨学”一说，即是此四堂之中的彦堂董作宾第一发声提出的。
可以说，正因为董作宾的横空出世，甲骨学才有了骄人的成就。当然，甲骨学也反过来成就了董作宾，他因研究甲骨翘楚，从而得到郭沫若赏识，董也惺惺相惜，将郭引为知己。可惜，两人一直未曾谋面。郭沫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去寻找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去寻找那与我的燃烧点相同等的人。”
董作宾似乎也这样一人。抗战时期，一次董去陪都重庆开会，还专门登门拜访寓居郊外的郭沫若，郭设宴招待了他，倾谈之间，很是相见恨晚，郭以诗相赠，诗曰：“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万蟕万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诗中的尸方、帝乙、帝辛，一为方国名字，两为国王名，重要的是最后一句，意思是夸董的甲骨学“功力”是“迈”过王国维的。谁料，董禁不起夸，人喝醉了不说，回到旅馆，凭着酒劲，草就一篇《跋鼎堂赠绝句》。跋文中言及“四堂”，董感慨不已：“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算是对郭投桃报李。（见南岳《南渡北归》第二部）
其实，在学术上，郭沫若一向自视甚高，绝不轻易夸人，他也是说了实话。后来，董作宾在甲骨文研究上果然棋高一着，出版了《殷历谱》一书，连学界泰斗陈寅恪都盛赞：“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抗战胜利后，董曾再回当时殷墟安阳小屯，望着那块成就他的土地，他浮想联翩，感慨系之，忽深鞠一躬，想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可以说，文字之美由甲骨文始。文字的艺术习性也是甲骨文时代已存在了，故而，郭沫若的判断是很准确的：“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文字作为艺术之习尚，当自此始。”艺术是从美出发的，由此，现代书法追求结体造型的构成关系，将美术因素引进书法，是企望文字的形体有较大的可塑性，以此达到书法的创新之效。我想，对上古书法的开掘与继承，或许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书法家于明诠在其现代诗歌《点画呻吟》中，似乎也表达了相同意见：“古人在甲骨里边／就是喜欢打仗／一片片数过来／几乎全是掩饰不住杀伐的欣喜／郁郁乎文呢
说是青铜铸就／就一定不可更改吗／饕餮纹一脸沉重／全凭时间把清清楚楚的字符／弄得面目全非／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历史被抽打得满面铜秀……
无疑，于明诠是将甲骨文人格化了，并赋予了它影像的符码。学者李零曾说：“历史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忘掉的东西肯定比记住的东西多。我们扔掉了一些东西，又留下了一些东西，埋掉了一些东西，又挖出一些东西，而历史摇摆于二者之间。”
殷墟，是我们无意间挖出来的，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它给当时的学人多少的温暖与激励，这种来自祖先文字的温暖，又给我们多少文化上的优越与自信。没有纸张，能够在甲骨上生发璀璨文字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业绩创造不出？
我应该去安阳，去殷墟，透过刀锋看笔锋，去触摸先人创造书法时的亢奋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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