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大乘起信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中国佛教在大小乘佛教的抉择方面选择性地接受了大乘佛教，二是在大乘佛教诸派别的抉择中选择性地接受了如来藏佛教。这两个方面恰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修齐治平”抱负与“良知”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
《大乘起信论》的历史地位
《大乘起信论》结构严整，被视为大乘佛教入门之书。全书把大乘如来藏思想和唯识学说结合在一起，阐明“一心”、“二门”、“三大”的佛教理论和“四信”、“五行”的修持方法。其中心思想为论证世界万有都是“如来藏”的显现，目的是劝人信奉大乘佛教以获得解脱。这在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中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即在北方传译的《华严经》《楞伽经》等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地论系”，同时在南方传译的《摄大乘论》等思想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摄论系”。地论系与摄论系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即构成了《大乘起信论》的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乘起信论》比较自觉地与儒家性善说统一起来，构成一个理论和宗教实践并重的佛教体系，也对隋唐时代的佛学思潮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乘起信论》中“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核心立场以及“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思想奠基性作用。中国化佛教宗派产生过程中诸宗派的宗师级人物，几乎都对《大乘起信论》做过疏解的工作。不仅如此，《大乘起信论》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佛学心性论的进一步开展，既丰富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内涵，也进一步刺激了宋明理学家们的深刻反省，对理学产生与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大乘起信论》百年义诤
《大乘起信论》文本出现后不久，即有人对其真伪产生怀疑，但影响不大。20世纪初，中日佛教学界对于该论的作者、译者以及思想倾向，又出现了极大的争议。这场争议迄今仍是东亚佛教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大致说来，“印度撰述说”、“中国撰述说”是两种比较集中的看法。
在日本佛教学界，虽然有几位著名学者力主“中国撰述说”，但就其主流见解而言，“印度撰述说”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佛教学界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争议，既受到日本佛教学界的影响，更受到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驱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学界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两大佛教学院之间的争议。太虚（1890—1947）主导的武昌佛学院，坚持“印度撰述说”，全力维护其思想的正统性；欧阳竟无（1871—1943）、吕澂（1896—1989）主导的支那内学院，主张“中国撰述说”，坚决否定其历史地位。
《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渊源
在印顺看来，除《楞伽经》外，同样从扶南来的真谛译《摄大乘论释》中的性觉思想，与《大乘起信论》中的性觉思想关系更为密切。佛教中的性觉思想并非中国的独创，而是源自印度。《摄大乘论释》对《摄论》所引《阿毗达摩大乘经》中的“此界无始时，一切法依止”这一个偈子，有其他译本所没有的一段解释：“此，即此阿黎耶识；界，以解为性。”“此界”二字，即是“解性赖耶”，内在蕴藏着觉与不觉的双重含义。而这样的和合体，是一切圣道产生的基础。把具有“解性”的阿赖耶识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这样的思想与《大乘起信论》十分接近。
真谛译《摄大乘论释》中所涉及的“性觉”思想，显然不是真谛自造，在《大方等如来藏经》《胜鬘经》《大乘密严经》中，已经点出了如来藏具有“性觉”的内涵。这样的如来藏思想，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印顺认为一直是存在的。
此外，《大乘起信论》中所使用的心、意、意识概念，除与魏译《楞伽经》相关外，也与扶南大乘佛教——主要是《解脱道论》中的“九心轮说”和《瑜伽师地论》中的“五心说”密切相关。通过比对研究，印顺试图说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主旨与思维方式，都与印度佛教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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