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为大家展示的是“篆书源流——第二十一届北京书法篆刻精品展”中的秦汉、三国及唐代部分。本期共选取了14件展品，其中秦汉部分的展品多以度量衡器铭文拓本及碑刻拓本的形式存在，量、权、诏版、新莽权衡器皆富，另有六舟手拓、赵之谦审定第一次铁束后《琅琊台刻石拓本》，早期《司徒袁安碑拓本》，顾大昌、张伯英旧藏题《祀三公山碑拓本》，另有《汉篆集粹》将汉代篆书名品汇于一册，书风灵动，独具一格。

三国时期的碑刻篆书数量极少，著名者有三，本次展出有二，其一为三国魏正始年间所刻《三体石经》，其二为传皇象所书《天发神谶碑》，二者皆受汉代“悬针篆”之影响，或“丰中锐末”；或“丰上锐下”，意态奇崛。

唐代部分则以摩崖刻石“浯溪三铭”为主推，三铭传为时篆书名家季康、瞿令问、袁滋分别用玉箸篆、悬针篆、钟鼎篆书写，《峿台铭》更是被誉为“悬针篆”的扛鼎之作。三铭或规步秦石，或上溯商周金文，于二李书风之外又别开生面。

展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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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秦量全形拓本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并统一度量衡。度量衡，在古代即分别指长度、容量、重量的测量或相关测量工具。量，斗斛也，即古代测量容积的工具。传世之量器始于秦，其材质多为铜质和陶质，其外形分为秦椭量、秦方量两种。此秦量在外形上显然属于秦椭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尽快地实现全国度量衡的统一，其动用皇权威力，把自己颁布的诏书命官史铸刻在量、衡器上，或者刻在铜版上，然后再嵌在量、衡器上，作为使用凭证，发放至全国各地。此作即秦椭量全形拓，且应为直接刊刻于器物上。其中可见器物两侧与底部均有铭文，右侧面刻秦始皇诏书，左侧面刻秦二世诏书，底面续刻秦二世诏书。

秦量文字介于篆隶之间，多为下层官吏所书刻，因此相较于官方文书小篆的匀称、平整，更为自由随意。我们从展出的这件秦椭量全形拓中不难看出由于刻工直接在器物上镌刻，以至于刀口较浅、线条较细、且布局几无设计、参差错落，不失高古与奇趣。

（赵旭《中国书法报》编辑部主管、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秦］

始皇二十六年诏版拓本

文章节录：这件始皇诏铜版为叶恭绰先生旧藏。铜版表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注：即平民百姓）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注：即统一），歉疑者皆明壹之。”大意是说：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百姓生活走向稳定、安宁，遂下诏令丞相隗状和王绾，来推行全国度量衡的统一工作。

度量衡的统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秦始皇的另一功绩，则是推行了文字的统一。他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也就是说，在“秦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字的统一，把小篆定为标准文字。这种文字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载体，由于不同载体书、刻方式的差别，以及基于书、刻者自身的审美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比如这件铜诏版的风格就与“秦七刻石”有着明显的差别：和“秦七刻石”相比，该诏版文字打破了字字匀等、整齐划一的章法，从而形成了纵有行，横无列的分布，章法灵活、松动，更富有趣味。

（赵旭《中国书法报》编辑部主管、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秦］

二十六年秦权拓本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云：“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可见度量衡器曾象征着“权衡的标准”，乃至“王权的威严魄力”。权，秤锤也，即古代测量重量的工具，可视其为天平的砝码或是杆秤的秤砣。传世之权器始于秦，其材质多为铜质和铁质，亦有陶质，多为半球形，少数有觚棱，一般分为权身与权柄鼻钮两部分。秦始皇权大都是实心，但秦二世权高体小钮，多为一斤重，因此身底部凹陷，空腹如钟，借以扩大外壁面积。此全形拓文字内容为秦始皇诏书且形状呈扇形，原器物应为秦始皇权且器型为半球形。

秦权上的文字无论就书法内容还是书法风格而言，与《秦诏版》并无明显区别，但就字形与空间排布而言，其字形由于器物形状的限制，相较于秦诏版而言则更为方整，空间排布也更显趣味。

（赵旭《中国书法报》编辑部主管、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秦］

琅琊台刻石拓本

《琅琊台刻石》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刻石。此拓为刘喜海旧藏（钤“东武刘燕庭氏审定金石文字”印），据翁大年题识可知为道光二年（1822）六舟所拓（钤“六舟手拓”印），有赵之谦铃印（钤“之谦审定”印）。刻石拓片7行“之”字为铁所封，仍为第一次铁束后拓本。

其上有题跋二则：一为翁大年所题：“秦石刻皆斯相手笔，篆法螎扁，为千古柔毫之祖。《史记》始皇所刻石颂秦德者凡七，他皆无传。峄山久泐，惟琅琊台与泰山二十九字竝峙古今。道光壬午，六舟往拓尚完好，近年乃有渔利之伧聚工拓之，诚其字迹以居奇。二千余年古文真面一旦遽归乌有，殊堪痛恨。此旧拓本甚精，较新拓多“德”字，且第七行裂痕馑如韭叶，而新拓则寸余矣。真迹既毁，仅藉楮素之寿以垂将来，其流传顾不曰益少哉。燕庭其珎藏之。吴江翁大年识于嘉荫欲。”二为王鸿（子梅）“此秦二世诏书也，旧刻琅琊台上，年久石裂，字泯几不可攷。道光辛卯到东武，曾见琅琊台六舟手拓，拓既精工，墨亦深厚。因思古人名迹犹存，俾流风余韵不致遂尔歇绝。校之燕庭好古之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秋九月重阳节前四日。子梅王鸿记。”

（孟宪钧知名古籍碑帖收藏家）

[汉]

新莽铜权、衡朱拓本

文章节录：尽管王莽在位仅15年，其建立的新朝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不得不承认其新政中的不少理念及改制中的许多措施是先进且具有进步意义的。新莽权衡便是王莽新政时期改制度量衡的产物。新莽权衡于1925年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北面铁路与公路立交交叉拐弯附近东侧河沿处出土，相关器物共8件：其中权5件，衡1件，丈1件，钩1件，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分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二权一衡）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三权一钩一丈）。此展品即为其中衡秆的全形拓。值得一提的是，王莽的改革还涉及到文字制度，其将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改定为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从学术角度上说比之前更加系统合理。通过“新莽度量衡”上的字体可知，此时朝廷规定的官方通用文字仍然是小篆，隶书只得作为“佐书”出现。从书法角度来看，铭文中篆书字形相较于秦小篆字形整体偏扁，且随器物形态及书写空间大小变化。

（赵旭《中国书法报》编辑部主管、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汉]

新莽铜横杆拓本

新莽权衡是西汉末年王莽量衡制度改革下的产物，此次改革一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系统、最权威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王莽重视科学、实行计划经济且发明了新莽铜卡尺等一系列举措，其理念之先进，技术手段之高明令后世啧啧称奇。新莽权衡最早于1925年在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北面铁路与公路立交交叉拐弯附近东侧河沿处出土，相关器物共8件：其中权5件，衡1件，丈1件，钩1件。在8件新莽权衡器中“权”“衡”“钩”均为衡器，其中“权”形似圆环，相当于后世磅秤的砝码，有3斤、6斤、9斤、60斤至120斤不等；“衡”状如横梁，中部有纽，一端悬“权”，一端挂“钩”，用于称物：三者合一则与现代天平相似。九斤权相较于衡杆上的铭文字数较少，且字口漫漶，但也更加恣睢、奇诡。

（赵旭《中国书法报》编辑部主管、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汉]

司徒袁安碑拓本

《司徒袁安碑》篆书10行，行16字，碑首句为“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因名之为“袁安碑”。据马子云《碑帖鉴定》录：“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六年三月题字，为‘永元四年（92）□月造’。碑出土时间不详，明万历二十六年移置于偃师县西南辛村牛王庙中置作供案，因碑阳向下，故不知是碑。1928年初，该庙改为辛村小学，供案仍置原处，1930年夏，一小学生仰卧其下纳凉，发现案下面刻有文字，即告知村人。不久，村人任继斌拓若干售出。”早期拓本在碑穿空白处皆钤盖有辛庄小学的印章。

此件钤有偃师县立十三初小印记。为郭玉堂、完顔衡永旧藏，有完顔衡永、崇彝等题跋。其中完顔衡永之题跋为其作了详细解注：“汉袁安碑，近出河南省偃师县城南二十八里辛家村，高今尺三尺九寸，广二尺，十行，行十六字，篆书，今存十五字，行缺一字。按《后汉书・袁安传》，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召’‘邵’音、意皆异，传写之讹，当从碑；‘女’古读作‘汝’，‘女阳’，汝水之阳，字异而意同，但古多用‘女’耳……袁氏世传儒学，又居贵盛，宜得名笔书丹，然两碑篆法清膄而近薄弱，结构亦无复茂密之致，于此可见书道之升降焉。此出土初拓，字口尚齐整，近有翻刻，不可不审也。”

（孟宪钧知名古籍碑帖收藏家）

[汉]

祀三公山碑拓本

《祀三公山碑》全称《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发现于河北元氏县。刻石年月残，无撰书人姓名，翁方纲考订为东汉元初四年（117）立，现位于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南麓。碑文为篆书，10行，行14至23字不等，由于行距相等而字距不等，字体大小穿插，产生了变化中的整齐之美；再加上碑文的漫漶与剥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风采。

此拓为棱伽山民顾大昌、张伯英旧藏并题跋，张伯英庚午（1930年）年题跋称此拓得自端方。此本为清道咸间拓本，“熹”字完好不连石花。顾大昌题曰：“此碑由篆入隶，尚有西京遗意。”又张伯英题曰：“此与开通褒斜道石刻皆体兼篆隶，汉人奇迹，旧拓尤觉元气浑沦。予得自匋斋，重付装池，嗜古者见之，惊为稀有，若新墨本无足观矣……凡巨碑皆不应割截，字字于错综处见精神，全碑之精神亦轩豁呈露，如亲见作者据石洒翰，踌蹰满志之时。宗可道兄与予有同嗜，因以此碑归之。”

（孟宪钧知名古籍碑帖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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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汉篆集粹》《汉篆碑额》

汉碑是中国书法史上非常辉煌的一个篇章，每通汉碑都有独特的审美风格，彰显出古人非凡的创造力。近世学书者，大都以汉碑作为学习篆隶书的首要之选，究其缘由，不外乎汉碑高古和朴拙的审美。此《汉篆集粹》将汉代篆书名品汇于一册，既有隶书名碑的篆额，也有汉代隶书名品，如《张迁碑》《景君碑》《孔府君碑》《郑固碑》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碑额名品。清代拓工拓碑很少拓碑额，故汉碑中带碑额的清代拓本非常少见，若是有幸遇到，其价格比一般拓本要高出许多倍。

汉代篆书在审美上有别于秦和秦之前的篆书，汉代篆书更具多元审美价值，与汉代印章在审美上有许多共通处。汉碑的正文以隶书居多，在书写上往往严谨整齐，而碑额往往多用篆书，且书风灵动自然，独具一格。学书者不妨从此处多加留意，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张文博武汉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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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

三体石经拓本一组

《三体石经》刻于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三体石经”，内容为《尚书》《春秋》和《左传》，《三体石经》是继《熹平石经》之后由国家层面主持刊刻的第二部石经。《三体石经》刻成后，与东汉《熹平石经》并立于洛阳太学。原石西晋末年就遭到战乱破坏，后经北魏、北周、隋等朝代移动，到了唐代已经有遗失，后经战乱破损等，原石留存至今的已非常罕见。

关于《三体石经》的书写者，历来有众多说法，但不管作者是谁，《三体石经》的艺术价值都不容忽视。就书法艺术而言，《三体石经》不仅是三种字体的书写标准，更是串联起从先秦文字到汉隶的权威字典。

（张文博武汉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策展人）

［三国吴］

天发神谶碑拓本

文章节录：《天发神谶碑》原石藏于江宁天禧寺，后至筹思亭、尊经阁。宋时原石断为三段，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灾，故其优质拓本亦弥足珍贵。此碑的书写者众说纷纭，后世传为皇象所书。此碑成因在今天看来实为迷信，颇为荒诞。《三国志·吴志》有载：“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可见此所谓“石文理成字”与往之陈胜“鱼腹藏书自称王”并无二致。而立此碑的主导者孙皓作为三国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视此石为天降福瑞并立碑记功，借以安定人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天发神谶碑》因其书法诡谲奇特、别具一格，备受世人推崇，尤为碑学一脉书家所称道，如今已然成为中国书法经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旭《中国书法报》编辑部主管、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唐］

浯溪铭拓本

“浯溪三铭”，唐摩崖刻石，位于湖南祁阳城西之湘水西岸，去城约四里。浯溪本无名。唐大历二年（767），文坛巨擘元结卸道州刺史任归经此地，因爱其山水，寓于溪畔，名之“浯溪”，因得名。并命山上台墩曰“峿台”；复于西边危岩上建“吾庼”。同年撰《浯溪铭》《峿台铭》，翌年撰《吾庼铭》。三铭皆请人以篆书书之，刻于石。书者相传不出季康、瞿令问、袁滋三人之间，三铭篆体各具特色，是为“浯溪三铭”，亦称“老三铭”。三铭命名用字极为讲究。“浯”从水，因铭“溪”也；“峿”从山，因“台”缘山而建故尔。《说文》段注：“庼，小堂也。”故“吾”从广。“浯”“峿”“吾”三字皆因三铭地形选字，但其意均为“吾”。关于三铭的书丹者，历来说法多有不同。赵明诚《金石录》卷八载：“唐峿台铭，元结撰，篆书，无姓名，大历二年六月。”其他二铭未记录。瞿中溶在《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中认为《吾庼铭》为袁滋所篆，其余二铭皆为李庾所书。盖“季康”为“李庾”之讹。孙星衍和邢澍合撰的《寰宇访碑录》则将三铭书者明确为：《台铭》瞿令问，《溪铭》季康，《庼铭》袁滋。后世多从此说。

《浯溪铭》，起首曰：“浯溪铭，有序。道州刺史河南元结字次山撰，□□篆。”篆者二字残泐。此铭刻于粗粝崖石，加之自然侵蚀，残泐较甚，部分文字已不可辩。铭高40厘米，宽160厘米，玉箸篆书，计有158字。该碑用笔遒劲，笔画挺劲饱满，粗细均匀；结体丰茂厚实，纵向拉伸，笔势开张；章法横有行，纵有列，但又非严整排列，应是自然条件所限使然。此铭篆法规步秦刻石，是较为典型的玉箸篆，但明显与二李法度严谨、大小齐整的篆书风格有所不同，偏旁部件高低错落，空间并无严格分割，给人一种随性而灵动的感觉。

（霍文才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同济大学哲学博士）

［唐］

峿台铭拓本

《峿台铭》，为典型悬针篆，传为瞿令问所书。此铭风格正合南朝宋王惜音的《文字志》所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瞿令问篆书线条圆转流畅，笔画纤细而富有弹性，结字强调纵势，较之秦汉篆书，强调线条和空间的反差。《峿台铭》为瞿令问成熟期作品，其悬针篆法独特，线条纤细瘦硬，极具装饰意味，字形强调线条的垂直之势，收笔尖锐如悬针，展现直爽韧劲之感。布局上，纵横有序，规整合度，有森森阵列之风。瞿令问的此铭被誉为“悬针篆”的扛鼎之作。

（霍文才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同济大学哲学博士）

［唐］

吾庼铭拓本

《吾庼铭》，由宰相袁滋所书，风格为钟鼎篆法。据《旧唐书》载：“袁滋字德深，陈郡汝南人也。弱岁强学，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结有重名，往来依焉。……滋工篆籀书，雅有古法。”可知元结为袁滋表兄，相交密切。袁滋擅篆籀，故元结请他书此铭。在二李书风盛行的唐代，袁滋的篆书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其书上溯商周金文和先秦石鼓文，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有古朴浑厚之美。《吾庼铭》用笔以圆为主，起收皆用藏锋，转折处也是多以圆转为之，以达到浑圆内敛的效果。结字趋扁，这与前二铭有着明显的不同，更与金文风格趋同，有着浓重的金石味。此外，袁滋篆书存世尚有《轩辕皇帝铸鼎铭》和《中条山靖院道堂铭碑》等，以上两碑也皆以钟鼎风格为之。

（霍文才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同济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