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冬，冬至山土改试点开始了，我祖父被划为恶霸地主的罪名被枪决的，三爹家划为破产地主，当时还要把我家左邻，一墙之隔的正国，昆诚家划为地主，要他们交土改果实，不然要杀头，后来确实将二人枪毙了。他家只有一石多田，一生劳动，勤俭节约，完全靠自己一家人辛勤劳动，每天真是披星戴月，平日穿的是自家人纺织出来的粗布大褂，自然，最忙的时候，也请过短工，尹风当时硬说他是地主，要他交果实，他没交的，就用绳捆着吊在屋梁上，非法施内刑，使他们苦不堪言，为生存他承认自己有很多钱，可是拿不出，最后将他绑到吴家咀野外枪决了。直到他们平反时，查公安局档案，并无报批手续。
当时，我已经懂得很多事了，反正自己出生在这个家庭，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其它人面前，总好像低人一头似的，论地主，我们家又没有多少地，论恶霸，祖父母他们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连个要饭的站在门口，奶奶她都会拿袋米给人家，祖父帮人家解决纠纷后，还得供人家吃喝，最后找我父亲要钱给人家盘缠费，我当时也弄不明白，怎么做好事就没有好报呢？
我们家划地主后，门上贴上了封条，就像当时苏联对待白俄罗斯一样，扫地出门。大人，小孩全赶出门，我记得，当时天气很冷，我们被赶到冬至山的那间破庙里，庙里破烂不堪，晚上我们睡在上面供着泥菩萨的神框下面的空档里，没有多的棉被，母亲铺了好多稻草。由于漏雨雪，睡觉还打着伞，不用伞遮着恐怕更冷啊！对孩子来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睡觉的，还觉得很好奇。家里的财产已全部没收了，房子已被分了，我们也分到一间房，正是我们家原来的烧伙屋。烧伙屋比较大，上半截做厨房，下半截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了，还是母亲从哪里弄来了一些木板，用长板凳一隔就是我们的床，记得，父亲回来把钱全部交光，然后自己自杀了，母亲陪父亲到汉口求医了，家里剩下我算最大了，我得像大人一样做饭，干事，可我不会，怎么办？肚子饿了还得自己动手，还好，那时正是有馋豆，把豆子剥出来，把米洗一洗与豆子一块下锅煮，也不知放多少水。是明阶叔娘每天来教我、帮我，我们好不容易渡过了难关，母亲回来了，分给我们那间烧伙房好像是因为有一家看中了，因为他们把分来了一间要拆走，一间可能太少了，所以要我们这一间一起拆走，也好建房，说是买，我记得父母亲没得到什么钱，以后我还从武汉回去要过这个钱，但没要着也只有不了了之。
我们娘几个后来住的是租借的房子，是原来大爹家的一间厢房，很小，搁一个大点的床的话，连人都站不下，只有几个平方。我经常在厢房旁的走廊巷子里，其实，那时母亲是最辛苦的人，她每天为我们几个人的生活发愁，每天到堤外去割草，然后晒干，绞成把子，挑到侏儒街上去卖，将卖的钱，买米、盐、油等，当地人是以把子作做饭的燃料。我也常跟母亲一起到堤外去割茅草。人家有牛车，可用车把割的草运回，我和母亲只好用扁担挑，一担一担的挑，记得我挑不动了，却是一边哭，还得一边挑。挑回来还得晒干，才可把它扎成把子，方可挑到侏儒街上去卖，有时挑着把子把侏儒街走完了还没人买，怎么办？实在挑不动，休息一会，摸摸肩还得挑起把子叫卖，再没人买，我只得将把子挑到表伯家，让他们随便给我点钱就回家。
还有的时候，母亲给人家做衣服，有的是上人家做衣服，也有拿回家做的，上人家做时，人家管饭，由于是本村的人，有的人家也让母亲带我们去吃饭。
可是我是最不愿意跟着母亲上别人家的，总觉得像要饭似的。母亲有干不完的活，一干就是大半夜。
由于我们在土改前就不在冬至山生活，父亲小的时候就在武汉上学，我们大部分时间在武汉生活，是因为祖父，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土改时，他要家人全回去。在土改后，之所以农会同意我们到武汉生活，也是因为我们不常住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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