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这是一个短语的缩写：JustOverBroke，也就是“比破产好一点”。而Job这个单词的意思相信大家都懂：工作。那么结合起来看，不就是指近几年已经被广为熟知的一个概念：穷忙（workingpoor），你拼命工作的结果也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甚至越忙越穷。在维基百科上对“WorkingPoor”有这样一条解释：“穷忙族，指拥有固定工作但相对贫穷（例如收入低于特定贫穷线）的人士。有别于失业者，他们虽然有得到工资，但工资的金额不足以维持一个合理的生活品质。”美国作家戴维•希普勒的《穷忙》，正是对美国穷忙族所作的长期观察和详细记录，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本文摘自戴维•希普勒的《穷忙》，译者陈丽丽，上海译文（公众号：上海译文，id:stphbooks）授权刊登。】

《穷忙》是讲美国的穷忙族，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疑问，美国的穷人有多穷？从全球或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贫穷生活其实算是很舒适了。对一个住在郊区的俄罗斯人来说，买不起车，家里没有中央供暖，这都算不上是贫穷，但对于郊区的美国人来说就是。对于一个越南农民来说，只要有水牛犁地，能手工灌溉田地，有茅草屋住，那他就不算是贫穷。而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雇农就会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得用手摘黄瓜，摘满一箱才能拿到1美元，而且还住在破烂的拖车式活动屋里。

美国的穷人坐拥公寓、电话、电视机、自来水、衣服以及其他的便利设施，这让世界上大部分的穷人都觉得目眩神迷。但是，这不代表美国的穷人过得不悲惨，或者说这不代表那些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是真的处于悬崖边缘。

“如果把美国穷人放到香港或者16世纪，他们并不算穷；但是在当今美国，他们的确生活困苦。”在香港经济腾飞之前，迈克尔•哈林顿如是写道，“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国度里其他人享受的一切，而这个社会本来是有能力提供这一切的，只要社会有这样的决心。他们是圈外人，边缘人。他们看着电影，读着杂志，从中窥见富裕的美国，而这一切告诉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放逐了…当社会上其他人都只能吃到半碗米饭的时候，你能吃到一整碗就代表你的成就或者才智出众；这可以激励一个人去采取行动实现自我潜能，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在精挑细食的时候，你还是只能吃五碗米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在一个富有的国度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穷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因为在美国，人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过穷日子的本领。

一年挣三万美元，但还是快破产了

和新英格兰的许多工业城镇一样，克莱蒙特的老风情就只剩下那些好听的名字了：糖河，以及名为夏日街、喜乐街和珍珠街的街道。磨坊和工厂里的正经活计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无踪，人们只能奋力挣扎，寻找一份仅能糊口度日的工作。

威利和萨拉住在珍珠街上，他们比大部分人幸运，因为通过萨拉的继父的关系，威利得到了一份工作。萨拉的继父在给马萨诸塞州正在建造当中的糖果厂和制药厂安装金属板屋顶。虽然威利每天来去都要花两个半小时，但是他一小时能挣13到20美元，加起来他一年最多能挣31000美元。问题是，他们把钱全花出去了。他们不停地、机械地、不知满足地买东西，从中勉强得到一点快乐：每周光是花在香烟上的钱就要50美元；衣服、鞋子、CD之类的；几乎餐餐都是在麦当劳、必胜客或者塔可钟吃。他们没有银行账户。

威利身材瘦高，性格温和，为人随和，戴着一副眼镜，浅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他脸上经常挂着一丝淡淡的笑，看上去有点迷糊，就好像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身边一团乱麻，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他的孩子们都是捣蛋鬼。三岁大的科迪眼中已经有狂野的怒火，他会发怒大叫，声音听起来就像男人一样低沉。他打他的妹妹，妹妹又打小宝宝。实际上，科迪看起来就像威利的好哥们，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这个好哥们的儿子。不过，威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男人，他接受了妻子生的第一个孩子。

萨拉一头又硬又尖的浅红短发，她的右耳穿着一只耳环，右边眉毛上也穿着一只。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经常耷拉着脸。从她发白的面色来看，我能猜到她情愿待在家里，一般都躺在床上，而不愿意带她那几个好动的孩子走到乡村的日光底下去消耗他们的精力。她说话的语气阴郁绝望，几乎就像是哀鸣。

“我小时候被性骚扰过两次，”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她对我这么说。“我妈和我爸分手后，我爸搬出去了，我妈决定要再过回年轻人的日子，因为她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我。她经常到酒吧区。我当时九岁，自己待在家里。日子真的很不好过。我在寄养家庭住过，在教养院住过。我曾经被一个大叔和一个家里人的朋友猥亵过。因为成长方式的原因，我有很多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工作。我有严重的焦虑症、恐慌症、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各种不同的毛病。我还有严重的药物恐惧症，我为此去找过辅导师，不过我什么药都吃不了。”她用打火机点燃一支万宝路。尼古丁是一种不会让她害怕的药物。

萨拉也经常到酒吧去，因为她也需要过年轻人的生活，她是这么解释的。到二十一岁这年，她和威利的婚姻就快土崩瓦解了，她马上就要有第四个孩子，而孩子的父亲是三个不同的人。她给孩子们吃垃圾食品，而且她的情绪总是反复无常，一会儿放任孩子们到处乱跑，下一次却又会因为同样的举动而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她拿惩罚来吓唬孩子——不让他们到哪里去玩，或者不租哪部电影来看，只许躺在床上——这些吓唬人的话来来去去就像风吹树叶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家访员布兰达对这些危险的情况很担忧。在这对夫妇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见过这些情况。一天，科迪打开了电风扇，把他的手指插到扇叶边上，他只是被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他爬上没有防护板的窗台，威利对他严厉地说：“从窗户上下来。”科迪无视了他，而且没有受到惩罚。

布兰达有一次刚到他们家就看到萨拉睡着了，十八个月大的凯拉嚼着一根香烟，把一个比克打火机塞到嘴巴里。她在肮脏的厕所里玩耍，这时科迪把他的椅子拖到炉子上，炉灶的火还烧着。我看到凯拉用一只运动鞋打小宝宝的脸，还举起一只塑料凳，要把它摔到宝宝的头上。科迪尖叫了一声，威利阻止了她。

但那些后果没那么严重的行为似乎却会招致更严厉的责骂：父母允许凯拉在客厅里一边走一边吃芝士，芝士自然会在客厅地板上掉得到处都是，于是她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威利、萨拉和孩子们似乎都不会玩；他们没有几个昂贵的玩具，这些玩具大部分也只是被孩子们在房间里拖着走，发出嘈杂的声音。因为醉驾，威利的驾驶证被停牌了，之后，他想来个周六欢乐游，而那只是带着孩子们走到沃尔玛超市去。布兰达所在的机构和州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尝试过让法官准许孩子们离开这个家，不过都失败了。

萨拉的婚姻在维持阶段也是天天狂风暴雨。她说她母亲打她的继父，她就是看着这个长大的。她对威利做了同样的事。“我打得他屁滚尿流。他一年换了四五副眼镜。”看到她能退几步看清自己做的事情，我问她，她能不能改变自己？她小声答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