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马识途出生在四川省忠县石宝乡一个书香之家。幼年时，马识途在本家祠堂办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传统文化浸染。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马识途放弃了“工业救国”幻想，走出学校，参加农村服务团，在南京郊区晓庄宣传抗日；10月，他和要好的同学机槭系的刘惠馨一道，持董必武的介绍信，步行到鄂豫皖边区中心的黄安七里坪，参加方毅主持的党训班学习。

1938年3月，在武汉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担任“蚁社”支部书记，做职工工作，并参加汉口职工区委；同年10月，奉命撤退到鄂北襄樊，被派往枣阳任县委书记，同时为鄂北特委委员；同年，与胡绳一道办《大众报》，取笔名马烈夫，因马列二字太刺眼，易惹敌人注意，故在列字下加了四点，后又派往南漳任宜城、南漳、保康中心县委书记，又转至老河口任光化、谷城中心县委书记，从事党的农村工作。

1939年秋，他从鄂北转移到恩施任鄂西特委书记。1940年8月，钱瑛由重庆到恩施，对鄂西特委作了调整，马识途任副书记，直属南方局领导。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鄂西一片白色恐怖；正当紧急疏散之时，因叛徒出卖，何功伟、刘惠馨被捕，不满一岁的女儿随母关进监狱，马识途只身幸免并于同年秋转移往云南昆明；同年，他将高中毕业证书的马千木添一笔改名马千禾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外文系、中文系学习4年，担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从事学生运动；期间，马识途以学生身份与罗常培、楚图南、李广田、吴晗等教授往来，以党员身份与闻一多先生联系，并得到闻一多的积极支持。

1945年8月，被派往滇南，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准备游击战争。1946年8月，马识途又奉命调回四川任成都工委副书记。1947年，成都工委改为川康特委，马识途任副书记，分管组织和群众工作；为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同时担任华西大学先修班、华西协中的英语课，还任法国驻成都领事的家庭中文教师；2月，《》被迫撤回延安，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王放负责，办了张小报《XNCR》（取延安新华电台呼号），传送中央声音和解放战争的捷报；同年8月至次年春，为牵制敌军，马识途在仁寿、荣县、大邑、冕宁组织领导了数次武装暴动。

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叛变，供出马识途，敌人四处搜捕他，但他仍坚持战斗在成都，指挥所属组织疏散；2月，他奉命去香港汇报工作，因特务事前已侦悉他的行踪，不能乘飞机、轮船，只得搭乘私人汽车，绕道贵阳、柳州、广州到香港；4月，奉命由香港经烟台去北平，随即随四野大军南下，接收武汉，任华中总工会副秘书长；9月，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他奉命与其他几位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一道去南京，向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首长汇报四川情况；接着他被派往西安，随贺龙、李井泉南下大军入川，于12月迎来成都和平解放；同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

以下是马识途回忆录原文：

国民党特务在破坏了重庆和川东的地下党组织后，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川康特委系统的地下党组织。他们处心积虑，调集全国特务组织的精兵强将，由特务头子徐远举等带队到成都来。他们选取的突破口就是叛徒刘国定认识川康特委的书记老蒲（注：蒲华辅）。他们把刘国定带到成都来，由特务押着坐上吉普车，天天在成都大街小巷乱转，想要抓他认识的人。

这样的危机，我们事先并非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已经从敌人内部得到消息，说重庆来了特务组织的大人物，又听说叛徒刘国定到了成都，这种情报我们已经向老蒲报告，劝说他快下乡躲避。而且钱大姐早已洞察这样的危险性，严重警告了老蒲，甚至以纪律约束。然而老蒲却十分麻痹，既不接受钱大姐的警告，也不采纳我们的劝告，满不在乎的样子，一心一意想的是快要解放了，说他要做迎接解放的准备，召开川康特委的扩大会议。他对于暗地正逼近自己的危险，竟毫无察觉。

特务经过精心策划，再加上叛徒卖力奔走，终于把老蒲的真实姓名、掩护职业(这些连我这个川康特委副书记也不知道)和居家地址都查到了，只是为了扩大线索，才没有马上逮捕，暂时对他暗地钉梢。而这一切，老蒲居然毫不知情，他甚至连一般党员也知道的预防钉梢和反钉梢的常识也忘记了。

1949年1月的一天上午，我和老蒲约好在春熙南路的饮涛茶馆楼上碰头。我来到那茶馆楼上，看见老蒲正坐在一个茶座上喝茶看报。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坐下，刚泡好茶还没来得及谈话，出于一种下意识，我无意地举眼四顾，发现有三个鬼头鬼脑的人坐在远角茶座上，好像在注意老蒲。我低声对老蒲说：“看来不对。”

老蒲说：“哪有什么事，不要疑神疑鬼的。”他虽然是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但是他是高层领导，出来活动并不多，不像我天天在成都街头茶馆和下面同志接头，跟特务捉迷藏，这方面的见识我自然比他多得多。

我坚持说：“不对，肯定有问题，今天就不谈了吧，我后天早上到你的家里来谈。现在你先走，由我来对付他们。”老蒲听我这么一说，他倒有点紧张的样子。这样反倒引起那几个特务的注意。老蒲起身下楼，果然有一个特务悄悄地随着下楼去了。

我决定先要试梢。所谓“试梢”，就是想办法证实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特务钉住了。我起身从容自在地下楼，到了楼梯转弯处，我忽然停下，装着要抽烟，从口袋里摸出纸烟来点火。正在这时，只见两个人急忙忙地赶下楼来，在楼梯转角处和我打了一个照面。我一看，正是刚才我怀疑的那三个鬼头鬼脑的人中的两个，我试出来了，跟来的肯定是两个特务。这时我也可以肯定，老蒲已经被钉梢了。大概他们认为对蒲已经钉牢，于是只让一个特务去钉他，而我却是特务新发现的线索，所以留下两个特务来钉我。他们见我下了楼，匆匆地赶下楼来，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楼梯转弯处临时停下抽烟，一下和我打了一个照面。他们当然不好和我一起停在楼梯上，便装着无事的样子，在我前面下楼去了。

我已经明确这两人是特务，而且我认清了他们的面孔和衣着。我还明白他们为了要盯我的梢，扩大线索，不会马上逮捕我，我有从容的时间和他们周旋。平常我们和特务在街上捉迷藏的时候多了，在街头巷尾茶馆酒肆都早就看好应急逃走的门道，要从特务那里“脱梢”，我是有办法的，要紧的是沉着机智。但是今天他们是两个人来钉我，要“丢梢”是比较困难些，首先我得想法先丢掉一个，再丢掉另外一个。

我心里想着计谋，在他们后面走出茶馆到了街上。我暗地里观察，那两个特务果然站在街对面等我出来。我仔细地把他们的面相和打扮看清楚，装着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的神色，从容地向春熙路走去。我慢步前行，暗视两个特务一个在街这边，一个在街那边监视我。我马上就想出了丢梢的办法。

这时我前面走来一个穿着长衫面孔团团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天天坐茶馆的商人。我走到他身边，叫一声：“呀，张老板，到华华茶厅喝茶去呀?”说着伸出手去和他握手。那时，这样的商人满街都是，我喊他为张老板，不管对与不对，他看我这一身打扮，也是一个行商模样，认得认不得，见面打招呼，总是要应酬的。于是他笑着和我握手，也呀呀地点头，说：“是呀，到华华来喝茶吧。”我说：“好，等会我就来。”于是我故意装着低声地和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似的，便点头告辞了。

特务大概以为我正在和另一个党员接头，便有一个特务跟了他去，自然那个商人什么也不是，想必特务到了华华茶厅才会知道上了我的当了。这样一来，我就丢了一个梢，只剩下一个我就好对付了。

首先我想再验证一下，对街在注视我的人是不是就是钉我的特务。因为我知道特务钉梢有时会因怕被钉梢者发觉，会临时又换一个特务来钉梢。被钉梢的同志如不留心，以为再也没有人钉梢了，便贸然去找人或回家，结果上当受骗，带来惨重后果。

我沉着地走向百货公司，进去后在卖衣服的柜台前，从试穿衣服的穿衣镜反看过去，就看到还是刚才跟我的那个人，正站在百货公司大门口往里探视我，就是他。好，目标明确，就好对付了。

我走出百货公司，往春熙路北段走去，在孙中山铜像边转弯时我回头看了一下，果然看到特务跟来了，隔我约10米远。我走到春熙路北段青年会旁边的漱泉茶楼楼梯口，我平时就知道这个茶楼有两个楼梯上下。我便从南边的楼梯上去，到了二楼楼口，我装着无意的样子望了一下，特务也到了楼梯口下边，他怕我发现他，要和我保持距离，没有马上跟我上楼。我转身进入茶楼，飞快从密布的茶座间走过去，到了茶园北边的楼梯口，我正要下楼，看到那个特务刚从南边楼梯口上得楼来。他看我快要下楼，便想急速地穿过茶座赶过来。可是他哪里能行，那密布的茶座坐满了茶客，椅子已经几乎背靠背，那些丢帕子的(给茶客丢帕子擦手揩脸)，卖小吃的，装水烟的，看相的，把通道塞住，要想很快通过是困难的。他正在茶座间挤时，我已经顺当地从北楼梯跑下去，来到春熙路北段街上，我从青年会旁边的一个花店走了进去，从花店的后门溜出去，到了科甲巷，往北直奔而去，我走脱了。我预想到那个特务从茶座穿过，下了北楼梯，到了街上，那里有顺大街往北，往南，进青年会，到对面三义公小巷几条可走的路，我到底往哪一条路跑了呢?他绝想不到我会从青年会旁的花店前门进去后门出去，他也绝不知道这花店有一条后门通道。这都是我平时看好了的，紧急时就用上了。

我从科甲巷往北走了一阵，在一个相馆门前借橱窗玻璃反光看了一下，后面再也没有人跟来了。我断定已经把钉梢的特务丢掉了。但是我还是怕他从北科甲巷口迎头等我，我马上折转向南边走去，转到棉花街向东而去，他再也不能找到我。不过我为了保险，还是按我平时的规定，一定要走三条僻静小巷，再也没有人跟我时，我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我回到住处，心想老蒲是老革命，在茶楼里只有一个特务钉着他，他应该是很容易想办法丢掉那个特务的，想必已经平安回家了。

然而我想错了。

按照我和老蒲的约定，第三天一大早，我准备出门到老蒲家里去碰头。正要锁房门，忽然听见那门洞外的大门被拍得“啪啪”响。这么早有谁来叫门呢?房东老板这个时候还在上房呼呼酣睡呢，肯定不会是有人来找他。那就一定是来找我的了，但是我住在这里，除开老蒲一家，谁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人?我警惕地不声不响地走到次门口，从那木板门缝里往外看，冬天的早晨正下着大雾，一片模糊，没有看到什么人，更使我奇怪。

蓬蓬的打门声更重了，我又从门缝望出去，这回看清楚了，是邱嫂。她是住在老蒲大院里的平房里的一个贫家大嫂，我平常从那院子进出，每次都要经过她的门口，由于老蒲的妻子郭德贤待她较好，她对我这个进出的客人也常常打个招呼，因此我知道她叫邱嫂。她和郭德贤到我这里来过，却和我没有往来。今天这么早，她来找我干什么?我再往外张望，就她一个人，于是把门打开了。她一进门就细声说：“不得了呀!”

我一听，下意识地感到有问题，马上用手势制止她再说话，我怕上房的房东家的人听到。我说：“到我家里说。”

我把她引进我的房子里，关上门，还没等我开口，她就紧张地对我说：“不得了呀，昨天晚上，忽然来了好多歪人，冲进蒲先生家，在房里到处乱打乱翻。那些歪人把蒲太太和小孩关进外边的厨房里，把小楼守了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强盗抢人呢。天将明时，我起来到茅房，蒲太太在厨房窗口悄悄向我招手，我走了过去到窗边上，那看守小楼的歪人没有看这边，蒲太太对我小声说，‘你到后面师管区对面你去过的那院子里给马先生说，叫他不要来了。’我知道蒲太太说的是你，就悄悄走出大院到你这里来了。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我拍门拍了好久，就是没有人开门。我怕对门师管区大门口(在我的住处斜对面一二百米处)守卫的兵来理抹我，我就到致民路上去转了一下，天才亮了，我再来打门。我不知道是啥事，就是带一句话来，叫你先生不要去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震惊，倒反而像先已有了不祥的预感似的。心里想：果然出了事。不过我对邱嫂这么一个与我无亲无故、平常碰到不过点点头的普通女人，为了救我天不亮就冒着风险出来通知我，拍不开门却还耐心地到外边转一阵又回来叫门，有说不出的感激，她这么尽心，真是救了我一命。当然我也对郭德贤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我只是不停地对邱嫂说：“谢谢，谢谢！”我定下心来后想，这一次可算是我又经历的九死一生的危险中最危险的一次。因为我已经跨出家门槛，就要到老蒲家里去了，如果我早走两分钟，邱嫂来找不到我，我就会到老蒲家落入特务预设的陷阱中去，必死无疑，一失足成千古恨了。生死相隔，就差那么两分钟，太险了，真是太险了，我又捡到活一回了。

当然，我的警惕性一直比较高，我出去和同志接头，在茶馆从不直接去打招呼，都是要先在偏僻的茶座坐下，暗地观察一下，确定没有特务钉他的梢，没有人在远处遥控他，才出面和他接头。而且我往往一见面后立刻带他离开茶馆，到外边走一段路，到没有人跟我们时，才带到另外的地方谈话。我也决不会贸然地去进人家的院子，拍人家的门，我要先在外边观察一下，没有可疑迹象，才进院子。进了院子，我还会以别的借口(如找租房，如找那里根本没有的人)，确信没有问题了，才去找我接头的同志。我今天到老蒲家里去，我肯定会先在院子外观察一下，进院子也绝不会直接到老蒲家里去，不一定肯定落入陷阱。不过这次特务既然知道老蒲是重要抓捕对象，恐怕放出的眼线比一般的要远得多，见嫌疑就抓的人多得多，我很可能当嫌疑人被抓了。敌人是很狡滑的。想起来我还是后怕得很。

邱嫂说完，便开门出去，我送她出大门口，再三说谢谢。我看她那蓬乱花白的头发在晨风里飘动，隐没进浓雾里去了，这时，我才忽然热泪滚滚而下。善良的人呀，你们该有福了!,

成都解放后，我一直不忘这个邱嫂，我曾到原来那个大院去看望她，却听人说，她已经回到乡下去分田地去了。她终于会有自己的土地，过上人的生活了。我虽然没有见到她，感到遗憾，但是听到她回乡下去分土地的消息，想到我们为她们这些苦人而奋斗而牺牲，心里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

送走邱嫂后我回到屋里，来不及去思考老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发生的，也来不及为这种突然事变而惊恐，我现在必须沉着，必须冷静思考摆在我眼前马上要办的事。当然，首先我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随时有可能遭到特务袭击的家，然而最紧迫的事是去救人。

我在家里环顾一下，觉得没有什么要拿走的，只是把我写的片纸只字。哪怕是假造的账单子，都拿到厨房灶里烧掉，我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我不动声色地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走出房去，和已经出来的房东家的人打招呼：“上街呀?”“嗯，上街去。”于是走出门去。在致民路口，我跳上一部黄包车，叫：“拉到新南门。”

我到了新南门，站在城墙上贴的报纸前装着看报。这城门口本来不是一个我该呆的地方，这里人来人往，总有特务巡行。但是我不能不守在这里，因为我估计华健很可能今天也会到老蒲家里去碰头，特务正在老蒲家设了陷阱等我们去呢，我必须冒险等在这里阻止他。

但是我等了一个多钟头，始终不见华健。想想也许他今天不去，我得赶快到他的家里去通知他。我匆匆离开新南门，坐上黄包车，直奔北门华健家里。到了那里，只见华健的爱人徐邦嘉在家，她因怀着孩子在家休息。我问小徐：“老华哪里去了?”小徐回答说：“昨天晚上老华没有回来，走前也没有说昨晚不回来，不知何故。”

我说：“坏了，老华昨天晚上没有回来，十有八九是他已经被捕了。”小徐不相信。我告诉了她老蒲昨天在外面被捕，昨晚他家被抄的事，小徐这才相信，她说：“昨天老华出门时说过，他要在什么茶馆和老蒲碰头。”

我说：“那就肯定了。”小徐哭了起来。我说：“现在不是伤悲的时候，你还是出去躲一下吧，”

小徐说：“不，我这个地方，除开老华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相信老华不会出卖我，我正怀着他的孩子呢。”

我说：“我们可以相信老华，但是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必须遵守。”

小徐同意了，但是她仍然没有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没有躲出去，谁知特务从老华身上搜出他没有来得及毁掉的身份证件，而到他的住地把小徐逮捕了。特务没有能从这个孕妇的身上得到任何证据，老华也没有供出她是党员，敌人后来把她放了。

我没有能救到老华。钱大姐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灾难落到了我们川康特委的头上，我们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而且是一下就突人到领导核心，特委书记老蒲和委员华健都被捕了，我也差点没有走掉。这个时候，我得赶紧把可能的漏洞堵住。第一要紧的是向驻在香港的上海分局领导钱大姐发电报报警。

我赶到走马街电报局给香港我的通信处倪子明发报，报文内容是：“家严重病入院即归。”表面上这是一个普通的报病的电报，却是说明我们的书记被捕，我即来港汇报的意思。到香港的电报肯定要受检查，只能发事先约好的隐语。

我把向上级报警电报发出后，又赶到另外的电报局去向川北(三台通信处)、川南(专署陈离处)、西昌(电信局黄觉庵处)几个工委发电报报警，因为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和老蒲老华都是认识的。大邑地区我也马上写信通知。但是后来我和这些主要负责人见面了才得知，他们那时都已经得到老蒲的通知，出发到成都来准备参加特委扩大会了。这一点却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和老蒲说好的，扩大会议要等老蒲向钱大姐请示后才通知，不想老蒲竟然未待到指示先就通知他们来了，并且不让我知道，大概是因为我不赞成马上召开扩大会之故吧。

我从电报局出来后，赶到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的住处，却没有能找到他，我马上赶到副书记彭塞那里，幸好找到了他。老彭说老洪到川大去了，我要他马上通知老洪回来，我们研究紧急应变措施。我说：“敌人一下就突入到特委的核心，捉走了司令员，这是极其严重的大破坏，必须严肃对待。依照秘密工作规定，凡是老蒲和老华认识的同志，必须疏散出去。老蒲和老华知道的党员，就是不认识的，也必须转移阵地。这个任务必须三两天内立刻完成，不得延误。”

于是我们进一步具体一个一个地分析，成都市委的同志老蒲全都认识，都得转移。尤其是书记洪德铭，他的教员职业是老蒲介绍的，得马上退出来，暂时住到王仲雄家，指挥疏散后马上出走。特别因为老洪是跛脚，老蒲如果供了出来，特务下令把全城的跛子都圈起来，那就麻烦了。而且老洪就是出走，也要迅速行动，如果特务把出城站口都守住，凡是跛子都抓，就很难逃脱了。因此决定，老洪马上疏散到重庆去，在那里领导我们已经先期转移到重庆的一些党员，进行工作。老彭因为要留下领导成都市的工作，暂时躲避到郊区，遥控指挥城里的工作。杨文祥、赵文锦也要转移住地，组织疏散和工作。（未待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