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埠与墟：商业会馆与清代粤西南地方社会》

徐冠勉（右）

浙江温州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硕士，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荷兰东印度殖民史和海洋贸易史。

吴子褀（左）

广东湛江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硕士，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广州湾租借地史和法国殖民史。

提要：在前近代中国，地方社会如何参与长程贸易？传统的观点是：地方社会通过施坚雅所提出的巨区结构参与长距离贸易。也就是说，地方社会并不直接参与长程贸易，而是遵循市场的等级结构将货物逐级汇集到它们所在的巨区的中心城市，再通过中心城市参与长程贸易。但是，基于在粤西南的调查，笔者发现这种模式未必适用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地方社会，因为海洋贸易的存在，有能力构建自己的长程贸易市场空间，来绕过巨区结构的限制直接参与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就清代粤西南的广州湾地区而言，乾隆年间出现的潮州会馆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该会馆一头深入粤西南的乡间墟市、另外一头连接着整个沿海的贸易网络，同时又以会馆为中心在赤坎埠形成独特的会馆社会。通过这种由商业会馆所形塑的既「跨域」又「在地」的社会空间，粤西南沿海地方社会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

关键词：潮州会馆、沿海贸易、社会空间、糖、广州湾

问题的提出：滨海社会如何参与长程贸易

但施坚雅可能有所不知，这套基于四川盆地的模型很难被照搬到中国沿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除了长江、珠江这样的大型河流三角洲外，并不存在一个像四川盆地那样的由大型流域构成的巨区结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中国沿海有着诸多由中小型河流形成的流域。这些流域有着各自的贸易中心，这些中心没有理由一定要汇集成一个盆地模式的巨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海运的存在，在中国沿海，长程贸易也不一定就必须要逐级、分段地进行。地方社会有能力通过海洋贸易跨越巨区，直接参与长程贸易。可见，沿海与内陆的情况相差迥异，我们需要跳出巨区模型来思考：沿海的地方社会如何参与长程贸易？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简要回顾施坚雅的理论渊源。施坚雅的「巨区」模型是基于「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但该理论在关于空间(space)的讨论中很早就已经受到批判。在过去几十年间关于「空间转型」(spatialturn)的讨论中，学界已经充份认识到，地理空间不应该是一个绝对的、限制人活动的范畴，相反，人的活动可以形塑已有的空间，并创造新的、多元的社会空间(socialspace)。「巨区」理论——包括其所依据的「中心地」理论——之最大局限恰恰就在于它忽略了地方社会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又因为海洋贸易的存在，可以在沿海地区的得到更强的体现。

为探讨沿海地区如何参与长程贸易这一问题，我们于2015至2016年间对粤西南雷州半岛的沿海商埠与墟市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察。我们所考察的地区是过去鲜有学者重视的雷州府城之外的遂溪、徐闻等地。这些地方按照「巨区」理论都非常边缘(peripheral)，但是偏偏是在如此「边缘」地区，我们却发现了不少直接参与长程贸易的商业会馆。我们发现，遂溪和徐闻作为清中叶兴起的产糖区，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尤其是潮州商人的到来。这些商人的活动和本地原有的墟市结构发生关系，并打破了市场的纵向等级结构，而直接发展出来跨越「巨区」的横向空间联系。

不同于苏州、汉口、天津等中心城市内的商业团体，粤西南的这些商业会馆是在未形成发达商业中心的地方自成体系地发展。这种边缘地区的商业会馆与之前学者们讨论的会馆非常不一样，他们既不同于罗威廉()、邱澎生、周琳等学者所研究的处于长江干流与大运河商业中心的会馆，因为粤西南的会馆其实出现在西南海疆的边陲之地；也不同于何炳棣、王日根等学者所归纳的移民会馆，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移民，而是为了在边缘地区开展商业。

这些会馆在粤西南的出现，更像是一群商人在有组织地拓展他们的商品边疆(commodityfrontier)——最初是糖业边疆。在某种程度上，粤西南的这种会馆社会，反而有点像华人在东南亚、台湾乃至日本从事商业扩张时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在这些地区，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实现了商人从事长程贸易的三个现实需要：其一，维持与一个跨区域（海洋贸易）网络的联系；其二，建立与腹地本地市场供应的关系；其三，以会馆为中心为旅居者提供社会文化服务。

带着这些思考，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雷州半岛东北部的遂溪县东海岸。在19世纪末被划为法国人的广州湾租借地之前，该地区有两个商业中心：海边的赤坎埠与位于内陆的麻章墟。赤坎埠在19世纪是一个由五大会馆主导的社会，并且主要由外地客商居住。而同时期的麻章墟则是主要由本地商人控制的墟市，并有着一个独特的庙宇系统。通过分析碑刻材料、口述历史、会馆档案以及传世文献，本文将讲述一个赤坎埠与麻章墟——也就是埠与墟——的故事。该故事将深入讨论一个由外来客商为主的会馆社会如何在粤西南一个原来很「边缘」的区域形成和发展，并进而对当地墟市带来深远影响。全文分为四部份，分别讨论外来客商何时及为何会通过海洋贸易来到粤西南；最初的会馆如何形成；本地商人如何应对会馆社会的兴起；会馆社会如何在19世纪进一步发展。

一、缺乏「中心地」的粤西南海贸易

不同于由大江大河形成的长江和珠江流域，粤西南呈现一种典型的沿海山地丘陵地貌。这种地貌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大面积冲积平原，并因此缺乏一个由大型流域盆地组成的「巨区」结构。沿着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北部湾的海岸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小型河流。这些河流很少有良好的通航条件或充足的水量，除雷州府城周边的东西洋田部份得益于南渡河外，粤西南再无其他由单一水系支持的大范围灌溉流域。位于这些河流旁的市镇通常只能作为小流域的中心，而难以「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整个巨区的中心城市。这种地理环境可以说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外的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普遍情况。因此在研究中国沿海市场网络时，我们必须面对这种中心地的缺失性或者说模糊性。

但是中心地的缺乏并不妨碍粤西南的海洋贸易。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至少从西汉徐闻县开始，粤西南就已经是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作为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地，还是作为香药、珍珠等贵重物品的出产地，粤西南吸引了来自中国沿海不同地区的海商。但是在大部份历史时期，这种贸易都不是我们认为的大宗商品的长程贸易，因为在这种贸易中主要流通的是奢侈品，而且多来自于山林海洋，与本地乡村农业的发展关系并不密切。

不过大概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一种新形式的大宗商品贸易开始将粤西南与中国沿海其他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据现有史料看，最早成规模来到粤西南采购大宗商品的是闽南米商。由于人口的增长、盐场制度的变革以及以糖为代表的商品作物的兴起，闽南自明中期起就已经打破海禁政策的限制，通过沿海贸易进口大米。[到17世纪初，闽南已经成为东南沿海至关重要的稻米进口市场。为了供应这个市场，闽南的海商从沿海各地进口大米，其中最重要的是浙南、闽北、潮州和粤西南。就已有的研究看，粤西南很重要的一个大米出口市场是在鉴江下游的吴川县梅菉。明末清初，梅菉成为一个发达的市镇，大批闽南商人被吸引到梅菉购买米谷。明万历后，梅菉以西的芷寮也有相当数量的福建人定居。明末清初的吴川邑人陈舜系亦记载：「又闻芷寮初属荒郊。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榖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尽管如此，在整个17世纪，虽然已经发展出复杂的沿海贸易网络，闽南商人并没有以会馆的形式来组织散布各个贸易据点的商人群体，会馆的出现还要等到下一世纪。

而米谷贸易本身也仅影响到粤西南的局部地区。由于水稻种植对生态条件的要求，只有像鉴江下游流域和雷州东西洋田这些有能力发展灌溉系统的地方，才能被开发为稻米的主产区，其他以旱地或小范围水田为主的区域难以持续地输出米谷，参与长距离米谷贸易。而且，到18世纪，由于台湾被更紧密地融入全国市场，闽南商人不再依靠其他地区的米谷供应，而更多地垦殖台湾，得地利之便进口大米。由此，粤西南和闽南间的大规模米谷贸易逐渐进入尾声。

此时，一种新形式的贸易开始在粤西南兴起，那就是蔗糖的出口，从事这一贸易的商人主要来自潮州。大约从18世纪前期开始，潮州商人在整个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糖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主要的糖业市场在华北（主要通过天津）和江南（主要通过乍浦和上海）两地。最初主要的糖产区在潮州，但随着贸易增长，供不应求。18世纪后半叶，潮州商人开始将目光南移，往雷州半岛、海南岛乃至暹罗等地去开拓新的糖业边疆。到19世纪早期，他们建立了一个从中国东北延伸到东南亚的巨大糖业商品链。

支持这个商品链的一个「基础设施」，是散布在沿海各个港市的潮州会馆。可追溯到康熙年间的苏州潮州会馆，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潮州人的商业会馆，此后，乾隆年间，潮州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系列会馆。从最北边的天津，到江南地区的苏州和乍浦，再到粤西南的雷琼等地，潮州人通过会馆建立起一个沿海贸易的网络。这个网络，基本上覆盖了18世纪中国沿海最重要的蔗糖消费地与生产地。

在这个链条中，粤西南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在乾隆《澄海县志》中有一条很有意思的描述：

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按：糖赤白不同，皆绞甘蔗汁煮成，惟澄人习此，故以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即煮糖厂），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船，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这些会馆到底在潮州人的沿海糖业网络中扮演什么角色？又与粤西南的地方社会有什么关系？学界目前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从未有过对粤西南糖业史的系统梳理，也没有过对当地潮州会馆历史的完整调查。可以说，潮州人在粤西南的故事仍隐藏在当地碑刻和档案之中。基于这些材料，本文把焦点放在位于雷州半岛东北部的赤坎。这是因为，赤坎留下了相对充分的史料，可以让我们追溯该地的社会空间如何从18世纪下半叶起，因糖业的发展和潮州客商的到来，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

二、跨域网络与潮州会馆的出现

遂邑士习诗书，谨饬自守，少见官长。一则恐滋物议，一则难通官语也。民务耕稼，罕有为商贾以计奇赢者，即麻章、赤坎货物丛集处，行店多潮广客为之，本处人业此甚少。不事蓄聚，故余赀无多，即所称富家，不过田地较宽，家鲜千金之积；而邑多旷土，勤力耕耨，亦易免于饥寒。

上述记载出自道光《遂溪县志》，这是我们在传世文献中能找到的关于潮州商人在赤坎活动的最早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这本地方志的编纂者——县令喻恩荣而言，遂溪民众与外来客商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前者质朴守法，他们之所以能够过上温饱生活，并非因为精于从商，而是因为当地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然而，两座商贸重镇——麻章和赤坎——却有很多来自潮州和广州的商人。这种论述强调了一种理想化的本地农户与外来客商的区别。然而，这些外来客商为何而来，什么时候来，以及与地方社会有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行店多潮广客」的麻章和赤坎上。

麻章和赤坎都位于遂溪县的东海岸地区，两地相距约五公里。据道光《遂溪县志》记载，麻章是「墟」，意即墟市；赤坎则被归为「埠」，意即商埠。但县志对二者记载非常简略，具体空间位置其实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在法国人的地图上。1898年法国要求清政府租借广州湾，派兵占领赤坎并试图向遂溪县内陆推进。次年11月，中法两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赤坎成为广州湾租借地的一部份，而麻章继续在清政府的管辖范围内。法国军方1900年绘制的广州湾地图显示（见附图2），赤坎的城区面积明显大于其他市镇，已发展成商业汇聚之地和雷州半岛东北部最重要的商埠。而麻章的规模则远小于赤坎，但仍是交通网络中的一个中间节点，将赤坎连接到遂溪县的广大内陆腹地。

但这种看似等级化的市场结构并非从来如此。检阅此前康熙《遂溪县志》，我们找不到关于赤坎的任何记载。从该县志看，麻章是县城以东地区唯一的较大市场。对于东海岸南部的平乐、旧县和通明等沿海聚落，县志也只记载其交通信息，未提及商业。当时该地区唯一和海洋贸易关系密切的墟市是在海湾顶端的两家滩，该地是在遂溪县和石城县的交界处，远离麻章墟。也就是说直到康熙年间，遂溪县的广大内陆地区其实并没有建立与沿海贸易网络的紧密联系，其市场结构主要服务于本地交易。

但一个多世纪后，道光《遂溪县志》却对赤坎多有着墨。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遂溪东海岸出现了一系列的商埠，赤坎被列为众商埠之首，被称为「商旅攘熙，舟车辐辏」之地。在县志中，这种商业地位的最直接体现是在税收上。道光《遂溪县志》记录了遂溪县衙向停靠赤坎的商船征收数种「特别税」，一部份用于维持县城官学遂良书院的运作，一部份用于赤坎和遂溪县城河道的维护，一部份用于赤坎的治安。这项「赤坎船照银」每年收入约为四百余银元。由于外来客商有力地增加了遂溪县的收入，官府开始考虑给他们提供保护。于是，以「商船蚁集，懋迁者多，洋匪不时劫掠」为由，调拨海头汛（赤坎以南十余公里海边，1898年法国海军的登陆地）守兵防御赤坎埠。

两版《遂溪县志》相隔一百六十多年，显然这段时间遂溪县东海岸最大的商业发展就是赤坎埠的崛起。如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传世文献并没有留下答案，我们试图从湛江市博物馆馆藏的十余通碑刻中寻找线索。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赤坎的会馆和庙宇等多座旧建筑相继被拆除，一部份碑刻被湛江市博物馆收集。其中年份最早的两通都来自潮州会馆，落款年份分别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和五十八年（1793）。两通碑刻都名为「题建正座碑记」，记录了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金额，但没有正文解释立碑前后的具体事由。为了挖掘其中历史信息，我们需从碑刻中的人名入手。

1783年的碑刻记录了193位捐款者的名字，他们一共捐赠了1,598银元修缮赤坎潮州会馆。其中名列首位的陈泰兴，以「加捐典地价」60银元用于购置土地（除该款外，他还另外捐了24银元）。随后，王启利捐款100银元，陈信丰捐款64银元，王顺利捐款60银元。余下189名捐款者各自捐出一至54银元不等，不过这其中的大多数是捐资仅一、二银元的小额捐款者。

这些捐款者是谁？碑文仅简略介绍道：「今将客号商行船户题名标列」。可见这些给潮州会馆捐款的人，绝大部份都是客商，而且他们之中应该有不少直接参与海洋贸易的船户。那这些商人具体又是何人？为了追寻他们的来历，我们把目光移到潮州。据笔者在潮州的调查，名列首位的「陈泰兴」其实是潮州府揭阳县的一家知名商号，创办人陈秋启的家谱记载他发迹于海上贸易：「时值海禁初驰，因即创置海舶，贸迁有无，并设泰兴字号，广为延揽，四方之货，蚁集而蠭屯者，咸乙太兴为邱之垤，蜜之脾，于是业日益隆，声日益振。」该家族在道光年间已经成为潮州知名的富商，并通过大量捐纳为其家族成员获得了一个知府的实缺。

更有意思的是，该碑文中部份捐款者的名字出现在了同一时期的另外一块碑上，而那块碑也位于几百公里外的潮州。1784年，在「题建正座碑记」碑勒石次年，一群船商在潮州府潮阳县城南赤产天后庙前竖立了一块「廉明县主毛太爷牌示」碑。这通碑记以潮阳县令毛圻的名义，公布对出海遇溺身亡船员的赔偿标准。碑记列出64位商船户的名字，这些船户都登记在潮阳，主要从事江浙闽粤沿海各省间的长程贸易。他们在当地招募海员，为避免海员伤亡责任的纠纷，就通过县令统一规定赔偿标准。有意思的是，这其中有八位船户的名字同时也出现在赤坎潮州会馆碑刻上，而且他们在赤坎的那块碑上都属于众多仅捐款一银元的小额捐款者。由此可见，他们很可能在1783年到粤西南的赤坎埠贸易，并给赤坎潮州会馆捐资，然后一年后回到潮阳，并参与了潮阳本地船商的一次集体立碑行为。

除了这八名来自潮阳的商船户的捐款，来自潮阳的影响还体现在赤坎的庙宇上。1958年被拆以前，双忠庙是赤坎的重要庙宇，供奉来自潮阳的神祇——双忠公，赤坎民间甚至流传有「未有赤坎，先有双忠」的传说。这座庙宇的唯一遗存是一块落款为嘉庆丁丑（1817）的石匾额，其中一面写着「保障全潮」，落款者为「潮阳众商船」。

1793年，潮州商人再一次向赤坎潮州会馆捐款，这通「题建正座碑记」碑是一块残碑，尚存116位商（船）户的名字。由于此碑下半部缺损，我们无法计算捐款总额，也无法确知有多少潮州商（船）户捐款。但我们仍能见到1783年碑记所载的包括陈泰兴在内的六位捐款者再度出现，而剩余的捐款者之名则属首见。这说明，一小部份潮州商人已于18世纪晚期定居赤坎，并与当地建立了持续性的联系，而大部份潮州商人只是再次匆匆而过，他们活动的空间是按照季风运行横跨整个中国海的贸易网络，而不是每次必然经过赤坎埠。

这些捐款人的背后，其实有着各自的商业组织。碑刻通常将他们称为商户或者船户。如果把两通「题建正座碑记」碑放在一起来看，1783年和1793年分别至少有193和116个潮州人的商业组织存在于赤坎。如果我们假设每个商号或船户都有若干伙计或船员，当年在赤坎经商的潮州商民可能多达上千人。这种社区规模已远非一个小型的地方墟市可比。

潮州人在赤坎埠的历史还可以从民国年间的一宗官司来追溯。1947年，彼时广州湾租借地刚刚回归中国，改称湛江市。当年，潮州会馆理事长陈渭川作为代理人，将欠租多年占用会馆铺屋的徐氏告上法庭。陈渭川供述：「乾隆初年旅坎潮属同乡为联络乡情起见，捐资设立潮州会馆，购置产业以为常年经费。」至于争议的铺屋，则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十八年（1773）间买地，嘉庆初年由林氏拿到批文建造，其后被售与潮州会馆。会馆在墙身竖立带字轨的石碑，并登记在契据簿中。民国初年徐氏租下，民国六年（1917）拖欠铺租引起诉讼，虽诉至法当局的赤坎市政厅和初级审判庭，却一直遭到拖延而难以执行。最后，国民政府设立的湛江市地方法庭将铺屋判归潮州会馆。这个案件说明，1940年代的潮州会馆其实还保留着早期的契据，可以用来追溯他们所控制的房产渊源，而部份房产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至乾隆年间：也就是上述两块捐款题名碑竖立的时间前后。

结合已有的传世文献、碑刻、民国档案以及口述历史，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潮州客商在遂溪东海岸发展的轨迹：大约从乾隆年间开始，潮州商人越来越频繁地光顾此地，他们主要选择了一处被称为赤坎的地区发展商业聚落；同时，也是从乾隆年间开始，潮州商人选择在他们立足的赤坎埠建设会馆，并不断为会馆添置房产与土地，建造房屋，从而在粤西南的遂溪东海岸形成了一处由会馆主导的潮州人聚落。

虽然潮州会馆代表了潮州客商扎根赤坎埠，长期在地发展的一种选择，但同时该会馆又处于跨越数个「巨区」的长程贸易网络之中。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清中叶兴起的潮州沿海贸易网络中的多座潮州会馆其实存在某种联号关系，而赤坎潮州会馆恰恰是其中一环。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各地潮州会馆名称存在相联性。最早成立的苏州潮州会馆被称为「万世荣」，其后成立于乾隆年间的上海潮州会馆被称为「万世丰」，同样成立于乾隆年间的天津闽粤会馆中的由潮州商人主导的粤帮被称为「万世盛」。而粤西南也有一连串的万世辈的潮州会馆，海口的潮州会馆被称为「万世隆」，徐闻潮州会馆「万世泰」，水东潮州会馆「万世丰」，赤坎潮州会馆「万世瑞」，安铺潮州会馆「万世春」。这种联号关系甚至拓展到东南亚，新加坡的第一间华人庙宇粤海清庙其实是由潮州人的「万世顺」公司管理，马来西亚槟城的潮州人则在19世纪上半叶组成一个称为「万世安」的庙宇组织。最后到19世纪下半叶，汕头开埠时，来自潮州不同属县的潮州商人组成了一个称为的「万年丰」会馆。在此我们还不能仅仅根据这些看似紧密的字面联系，就断言他们已经构成一个类似欧洲汉萨同盟那样组织严密的垄断性跨国行会网络。但我们至少可以比较肯定，这些潮州商人团体在选择自己的名字或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时，是清晰地知道在沿着中国海的其他城市或港埠，是有着其他名称相似的潮州人组织。若将这些地方连起来，我们其实可以大致勾勒出潮州人跨越数个「巨区」甚至「国家」边界的庞大贸易网络。

三、本地墟市的反应

对于这些跨界的网络，笔者将有另文论述，本文重点在于这个网络到底如何在遂溪东海岸建立在地的联系。对此，我们难以在一个由外来客商主导的赤坎埠找到直接的答案，必须深入到内地，看看遂溪县旧有墟市的内部变化。

麻章墟作为联结赤坎埠与遂溪内地的连结点，是了解这种在地联系的关键。关于麻章墟的历史，最早的记载出现在万历《雷州府志》。该志的地理卷列明了雷州府的所有重要墟市，其中有六个在遂溪县，而麻章（蔴漳）就是其中之一。之后的康熙《遂溪县志》继续将麻章列为一墟市。但除此之外，传世文献的记载就寥寥可数了。能够反映麻章墟清代历史的材料主要是该地庙宇中的碑刻。不过，在分析这些庙宇碑刻前，我们需要对麻章墟的庙宇系统进行简单梳理。

在我们的田野考察中，我们发现麻章墟的传统地方社会存在一个称为「四境五庙」的社会结构。据我们对该墟天后庙的八旬庙祝、来自附近回龙村的郑观富所做的访问得知，麻章墟位于一座形似「铜锣地」的平缓山坡之上，整个墟分为东西南北四境，五座庙分别位于四境之中。在当地人的认知中，排名第一的是玉虚宫（北乐境），其二是天后宫（西安境），其三是比邻的康真君庙和华帝庙（南康境），其四是武帝庙（东镇境）。每年农历正月廿二和二月初一，全墟四境由头人组织，举行盛大的游神活动。每逢一四七墟日，周边四五塘路（一塘约五公里）的人都来「趁墟」。

走访五座庙后，我们发现玉虚宫、天后宫和武帝庙尚存清代的碑刻和铁钟。通过其中的文字材料，我们得以了解18、19世纪麻章的社会经济情况。这其中最早的一块碑刻，位于供奉玄天上帝（北帝）的玉虚宫，立碑时间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距赤坎潮州会馆的第一次大规模募款已经过了六年。此碑讲述了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

余市麻章玄天上帝也，威灵赫濯，泽遍苍生，已非一日。其奈辰居卑陋，苔藓易于堆垣。是岁宿雨，春来攸尔，复为□地。于是恭移圣驾，驻跸永和之家。其年乾隆四十乙未初冬，埠秤沽糖，强壮太甚，众不甘与，致令郑显瓉、马合昌、郑合丰……等，同在上帝案前，设立行规，措置公平，针秤石码，行众通用。议定每糖每篢秤租铜钱五文，出众建庙，久后香灯。自此积汗成鱼，集腋成裘。四十八年癸卯，合墟议兴工木，举王子信、李恒心管造，外有一十四人护理也。迨缘工料浩繁，兼金忽已告匮，众虑中止，□□多方竭力，沿门劝助，或借贷于彼，或生揭于此，乃得先后济美，意置香灯常住，夫所望于将来。而今日巍峨殿宇，庙貌可观。敢云吾辈心力，实籍诸公之乐助，可不志之，以垂不朽乎！今将诸绅信士捐题，并糖篢规头、揭借、乐助等钱，收支赈列于左：

粤海关捐花银二十圆

潮会馆金泉当郑而镳崔永和各捐花银十圆

下略

故事大意是麻章墟原来就有一处祭祀玄天上帝的场所，但该场所显然破陋不堪，以致于信众不得不把神像移入家中供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乾隆四十年（1775），而改变的初衷是由于麻章墟和赤坎埠之间的蔗糖贸易的称重标准争议。从麻章墟的蔗糖供应商来看，赤坎埠收购商的糖秤对于他们过于不公。因此他们决定在玄天上帝的神像前宣誓设立新的行规，设置他们认可的标准秤砣。可见此时玄天上帝信仰已成为麻章墟本地商人组织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基础。为了让这种行动变成一种稳定的制度，这批糖商决定从蔗糖贸易中抽取一定费用，用于投资建造一间新的庙宇。

在积累八年的抽成后，麻章墟民众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开始兴建庙宇。但显然他们低估了修庙的成本，通过蔗糖贸易抽成攒存下来的资金并不足够。此时，他们只能通过其他管道筹集资金。这其中，除了传统的募捐方式，还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发展，那就是一种抵押债券类型的投资方式：建庙投资者将未来的蔗糖贸易抽成作为抵押来融资建庙。从碑文的后半段来看，他们的方法是按照年份进行抵押，比如他们将甲辰年的抽成抵押给了万吉号，从而借入30千文钱。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寻求直接的捐款。在碑文的后半部份，就记录了368位捐款者的姓名，他们总共捐出123银元和246,445文铜钱，用于重建玉虚宫。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最大的一笔捐款（20银元）来自粤海关，这个粤海关应该是指当时粤海关设在麻章墟的挂号口；其次则来自「潮会馆」——基本可以断定为前述之赤坎潮州会馆，因为根据我们已有的材料，麻章墟及其周边地区从未有过其他潮州会馆。可见，潮州会馆和粤海关这种原来只在长程贸易出现的组织和机构，已经因为蔗糖贸易的整体兴起而深入粤西南的一个乡间墟市。

历时七年，庙宇终告竣工，一番波折的重要起因竟是麻章墟与赤坎埠之间关于蔗糖贸易的争议，可见此时蔗糖贸易对这个地区而言有多么重要。这种重要性还可以在19世纪早期的材料得到进一步验证。1817年，「糖行众信弟子」同时向玉虚宫和武帝庙捐献两套礼仪用具，从铁钟的铭文可见，每套包括两座香炉、一口钟、一面镜子和一个鼓。我们不清楚上述糖行商人是本地商人还是外来客商抑或两者皆有，但是至少可以看到这些庙宇的背后是由很多糖商在支持。1827年，玉虚宫再次重建，上百位商人和商号捐资329银元，此外「糖秤租银」租银则已累积到了171银元，最后不足部份则再次通过抵押将来的「糖秤租银」来借贷。由此可见蔗糖贸易的抽成仍在稳定运行，并被持续投资到庙宇的维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赤坎埠的兴起，麻章墟成为糖商汇集之处。这种糖业的兴盛还可以通过比对两个不同时期的《遂溪县志》来验证。康熙《遂溪县志》只列明糖是当地的土产，未有详细说明。道光《遂溪县志》却详细记载当地出产的五种糖：片糖、白糖、冰糖、洋糖和赤砂糖，并明确提到这些糖经过长途贸易销往「天津各省等处」。如果放大到整个雷州半岛，糖业兴盛的局面会更加显著。嘉庆《雷州府志》记载雷州半岛的甘蔗有乌脚蔗和茅蔗两种，徐闻多有种植，糖蔗之利几与谷相半。这其中，「糖名颇繁，不外乌、白二种，……乌糖其行不远，白糖至货至苏州、天津等处」。

综合这些讨论，我们认为，麻章墟和赤坎埠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变化其实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一体两面：即粤西南的地方社会开始越来越紧密地参与到跨越巨区的长程海洋贸易。在赤坎埠，蔗糖贸易兴盛的表现是潮州客商的出现及其会馆的兴起，潮州会馆联系的是天津、上海、苏州等地的整个潮州商人海上贸易网络；在麻章墟，蔗糖的兴起带动的则是该墟市庙宇体系的发展。麻章墟目前「四境五庙」中排名首位的玉虚宫的主神在乾隆四十年（1775）之前还没有自己的庙宇。当蔗糖贸易兴起之后，本地的蔗糖供应商因为与赤坎埠的客商产生关于称重标准的争议，并处于下风，这才开始发展自己的行规和称重标准，继而利用糖商对玄天上帝的共同信仰将这种商业行为制度化。如果说潮州会馆是赤坎埠的潮州商人参与长程贸易的商业组织，那么麻章墟的庙宇则是遂溪本地供应商参与长程贸易的商业组织。两者的关系既是互相合作，从而实现蔗糖从遂溪东海岸腹地往沿海商业网络的流通；也是相互制衡，从而实现度量衡的标准化和商业纠纷的解决。

四、会馆的形成与发展

当潮州商人在18世纪后半叶起因为蔗糖贸易而出现在遂溪东海岸，在赤坎建立会馆，并进而给当地市场带来深远影响之时，我们并未看到其他客商的材料。但进入19世纪，多地客商也开始在赤坎活动，并且建立了各自的会馆。到了19世纪晚期，赤坎俨然已成为一个由五大会馆主导的会馆社会。此时，蔗糖贸易很可能已经不再是这些客商最主要的生意，他们还出口花生油和花生麸等大宗土产，并且进口洋杂等商品。至此整个会馆社会已经形成，并主导了赤坎埠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五大会馆为潮州会馆、福建会馆（又名漳州会馆或闽浙会馆）、广州会馆（又名广府会馆）、高州会馆与雷阳会馆。这些会馆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保留有民国时期的部份档案，有些只给我们留下零零星星的碑刻材料。梳理这些线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些会馆在赤坎埠究竟如何运作。

福建会馆似乎是几个地区性闽南商人群体组成的松散联盟，曾数易其名。原先在闽浙会馆内的四通碑刻，目前被收入湛江市博物馆。最早的碑刻是1816年所立，但并未提及「福建会馆」或「闽浙会馆」，而是以「诏安港」为名。该碑刻记录45名来自漳州府诏安县的船户名字。三年之后，出现了另一通以「云霄港」为名的碑刻，云霄同样是闽南漳州府的属县。该碑记载「云霄港」购置了赤坎的两间瓦铺，其租金收入用于「供应天后圣母祭期之香资」。此类捐献以不同区域商人的名义持续进行，在此过程中，一个整合不同区域商人的上层组织逐渐形成，亦即「福建会馆」。1877年，一群来自漳州府漳浦县的商人在赤坎购置一间瓦铺连同土地，登记归为福建会馆漳浦港「管批」。1881年的《云霄港瓦铺碑》记载，来自云霄县的商人分别在光绪元年（1875）和光绪三年（1877）先后购置瓦铺三间，其中一间位于大通街「诏安港公铺」之侧。通过这些碑刻，我们推测19世纪在赤坎经营的福建商人主要是漳州人，并可能以「福建会馆」的名义联合在一起。这家会馆的身份认同灵活变动，反映在其名称的更改之上。1877年《漳浦港瓦铺碑》称之为「福建会馆」，1880年《乐善堂碑记》则称之为「漳州会馆」，而到了20世纪初，又以「闽浙会馆」著称。

为什么在赤坎会出现以福建地名命名的港口？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20世纪的数次填海造陆以前，赤坎是一处地势较高的半岛。从高地往下，10座踏跺式渡口拾级而下即抵海湾或浅滩，海上贸易甚为便利。[3]在赤坎埠染房街所在的渡口门楼旁，我们发现一通嵌在门侧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碑刻，其以「埠」为名。碑记所称的「诏安港」、「云霄港」和「漳浦港」等，可能就是指来自闽南不同地方的客商控制的几座渡口，以他们的籍贯地命名，并在渡口近处购置房产收租。

我们不能确定潮州会馆是否也控制某座渡口，但确定无疑，潮州商人也如福建商人般购置大量土地。如前所述，潮州会馆通过潮州商船的捐款从乾隆年间起就开始在赤坎控制土地。我们对生于1931年的陈家如先生进行了深入的口述历史访谈。陈先生的父亲陈传薪曾在上世纪40年代长期出任潮州会馆理事。陈家如回忆，潮州会馆的馆址占地6,000多平方米，三进布局，正厅供奉金身天后像，有龟池竹林等园林景观，二战时期新建「潮园」俱乐部，以及利用会馆场地办学、供潮籍客商子弟读书的韩江小学。会馆内供奉天后，不仅得到潮籍商人信仰，更广受赤坎民众尊崇：

我们说潮州人是「做海人」。「做海人」都信天后，我们叫她为「阿婆」。据我所知，那时湛江最大的菩萨就在潮州会馆，正厅「天后圣母」坐姿神像从脚底到头顶足足有两米高。两米高不奇怪，这是用一整棵樟树雕成的，在福建做好后用木船运来。这个天后圣母很「旺」的，附近也有一个天后庙，但那里地方小菩萨也小，就连本地人都很少去，每逢农历三月廿二圣母诞，人们通通来潮州会馆拜祭。潮州人舍得花钱，每两年为神像上一次金衣，把神像原来的金纸通通刮掉，重新贴上一张张金箔，刮下的金碎就给庙祝。

陈家如所比较的当地天后庙，道光《遂溪县志》记载其香灯田由「水手吴忠」捐献，并在赤坎埠有铺址一间。该庙至今仍存，为一进式建筑，位于赤坎区益民路，与潮州会馆旧址相距仅百米。而潮州会馆正厅的天后神像同样与海洋贸易密切相关，有庙祝专门打理，且外观更为宏伟。

此外，潮州会馆在赤坎鸭乸港附近拥有一处名为「潮州塘」的水塘，塘畔设有义冢，并有专人管理。二战时期因应广州湾法当局开辟公路之需，会馆将义冢搬至赤坎郊外的坟山。至1942年大多棺木已由亲属迁葬，尚余90口无人认领，其数目之多可见经过多年「在地化」发展，潮籍人士已将他乡视为故乡，潮州会馆在赤坎根基日深。为了符合「本会馆养生送死之道」，理事陈渭川主动提出担任代表前往致祭，准备纸钱、烧猪和包子等礼仪用品。根据陈家如的回忆，位于赤坎郊区的新坟山面积达二十多亩的坟地，所有的墓碑都面向大海，因为「潮州人是从海上来的」。

潮州会馆在很早以前就控制大批土地，会馆允许承租者在这些土地上建造房屋商铺，若干年后连地带屋归会馆所有。潮州会馆因此拥有大量房地产，潮籍人士租用会馆的尝业享有租金优惠。这一说法也与《题建正座碑记》捐款置地的记载遥相呼应。通过这种方式，鼎盛时期潮州会馆曾在赤坎埠控制有500多间铺屋。

这种说法得到了档案材料的印证。我们在湛江市档案馆找到两百多份潮州会馆档案（以1940年代的会议记录为主）。从这些档案来看，当时的潮州会馆理事会其实相当于一个处理不动产事务的管理团队，他们常常招标开发土地，将房产编列字轨，聘请专人登记房地产和租户信息，确保租金按时收入。在1947年的那场争产官司，理事陈渭川回顾潮州会馆置业的过程和管理方式：

乾隆初年旅坎潮属同乡为联络乡情起见，捐资设立潮州会馆，购置产业以为该馆常年经费。乾隆三十七、八年间，与吴锡瑸、郑国利等先后买断坐落原日牛车路，后易名为福建街吉地一段。至嘉庆初年将该地全段批与林俊利建造铺屋。上盖七间，嘉庆五年林俊利将自建七间铺屋之上盖立契出当与原告潮州会馆。同年，林俊利又同原告找贴该铺屋上盖，产价另立断契卖与原告，均有契据为凭。当日在该买断铺屋七间前便墙头竖立石碑，刻有潮州会馆尝业字样，编列口口号巨、阙、珠、称等字轨于各石碑之上，以为标志。并在潮州会馆购置产业契据部内详细注明可据。……被告遂籍故欠租不交，因原告潮州会馆理事人员均由各商号轮值，每六个月更换一次，各理事人以该铺屋租金全年不过二元，所欠系属公账，故皆因惰敷衍，多不深究追讨，以致惰延多年。

可以说，从整个赤坎埠来看，自乾隆年间以来，潮州会馆在福建街、潮州街、新街头（今中兴街北段）、大通街和克兰满索街（今民主路）等地购置大量土地并建造铺屋以组成公产，部份用于出租民居，部份租给同乡经营土杂洋杂、药材和布匹等生意，至今赤坎旧街区尚存「潮州会馆尝业」、「潮州会馆铺」等石碑。此外，潮州商人还在近郊围海开辟「潮州塘」用于水产养殖，塘边开辟摊位出租；还拥有大片田地林地出租与人种植果树花卉等，在1940年代被称为「振农园」。

赤坎的几家会馆普遍具有丧葬和慈善等社会职能。不仅潮州会馆有学校和义冢，其他会馆也有类似的功能。例如，赤坎广州会馆的一块光绪十年（1875）的碑记载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定下来的「公议章程」，清楚规定广州府来赤坎贸易的商船和商人如果要加入会馆必须要给会馆交「香资」，而且广府客商来赤坎「贸易按年均有抽分归入会馆」。作为回报，会馆则设立义冢，并设有种福堂负责义冢的祭扫。同时还明确规定，如果在赤坎的广府客商（后人）入籍遂溪，就不再纳入会馆祭扫之列。可见会馆一方面是一种可以投资入股的在地控产机构，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不断强调成员侨居身份的跨域社会组织。

19世纪下半叶会馆社会更进一步发展，五大会馆在光绪年间共同出资组成了一个慈善机构——乐善堂。乐善堂由各会馆派人轮值，管理所属铺屋地产。碑刻记载乐善堂的职能为「施棺」——埋葬死者，善堂收到的部份捐资放在赤坎当铺生息，相当于一种通过慈善进行投资的方式。可见彼时赤坎埠已不仅是各地客商临时落脚的埠头，而会馆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团体。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客商，还是作为集体的会馆，已然形成聚落社群，必须处理生老病死这些日常生活的现实问题。

会馆在赤坎的强势地位还体现在光绪初年的「闹厘」事件上。光绪二年（1876），广东省政府在下四府设立厘厂征收厘金，其中一所设在赤坎。厘厂受到商人暗中抵制，次年正月赤坎游神期间，该厘厂遭到赤坎附近村落「浮浪子弟」打砸，遂溪县令徐赓陛归咎于商人唆使。最后经过多方交涉，政府不得不妥协，撤销厘厂，并将权力下放给原来的海关子口与赤坎的「闽广潮雷四行行商」。厘金局将厘票发给四行，饬令他们每月将所报的厘金逐款登记，并「常川与海关子口查对，以免弊混」。可见尽管官府短暂介入，最终能够控制当地商业者，仍然是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的会馆社会。

19世纪末时局剧变，清政府于1898年四月被迫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人。对此，由外地客商主导的赤坎埠与由本地乡绅主导的麻章墟有着非常不同的反应。1899年二月上任的遂溪署理知县李锺珏意图阻挠法国人圈占赤坎埠，他「借喻办团练为名，传福建、潮州、广州、高州、雷州五会馆董事商人，访问该埠商务」。可是，当法国在广州湾登陆并向赤坎埠进发时，赤坎的五大会馆并未组织抵抗。相反一些客商反而选择与法国人合作，绰号「八百眼」的潮州人陈敬伍为遂溪县团练保甲总局赤坎公局长，曾为法国人充当向导和传递情报，激起民愤。知县李锺珏授意悬赏，黄略乡绅王缉堂策划练勇在赤坎潮州会馆附近刺杀陈敬伍。

但当法国人试图进一步深入内地时，便开始遭遇地方团练的抵抗。李锺珏筹集资金组织地方团练，团练总部设在黄略潜移书院，下设六个营，每营250人，其中一个营就设在麻章墟。当年10月，团练与法国驻军发生数次武装冲突，麻章与赤坎之间的新埠和东菊等地即为战场，双方互有死伤。随着冲突进一步扩大，加上11月12日两名法国军官被团练所杀，法军更决意加大占领力度，大肆进攻黄略和麻章等地，面对法方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清廷高层最终妥协退让，同意签约。与此同时为防事态扩大，谈判代表广西提督苏元春派人告知麻章团总冯绍琮：「界务已定，赤坎归法，黄略、麻章属华，即日勘界。各团不得执械出队，致滋事端。」

1899年11月16日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划定边界，1900年初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PaulDoumer)主导下，殖民管治的行政架构正式在广州湾租借地建立。自此，麻章与赤坎以文章河为界，分别属于中国和法当局管辖。麻章绅民在1925年重建跨越边界的桥梁，命名为「寸金桥」，取意「一寸山河一寸金」。从此，这个乾隆年间开始在赤坎形成的会馆社会，纳入法国殖民管治之下，并一直担当广州湾经济中心的角色，发展成现在的湛江市赤坎区；而麻章则一直属于中国政府的管辖，行政区划屡经更迭，今为湛江市麻章区。

结论：沿海商业会馆对社会空间的重塑

如果说根据巨区理论，粤西南应该属于一个所谓的「岭南巨区」，并以广州为中心，参与长程贸易；但是，我们的调查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出现的赤坎潮州会馆绝不是为了将遂溪东海岸与广州相连，相反这群潮州人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跨越数个「巨区」的空间中，他们的会馆遍布在华北、江南、粤西南乃至东南亚。他们从遂溪东海岸购买的商品糖，毋须经过「中心地」广州，而是通过沿海贸易直接销往华北和江南，可见他们的市场空间远远超越了巨区。那么这个跨域的市场空间又是如何形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需要更大的视野。

在沿海这一长串「万世」辈的会馆中，最先成立的是苏州潮州会馆，创设于康熙年间甚至更早，而当时苏州城其他地域商人的会馆也正在兴起，可以说很难断言谁是这种类型的商业组织的创造者。但有意思的是潮州商人的策略，他们并没有只在苏州城这种商业发达的「中心地」发展会馆，相反地，到了乾隆年间，他们几乎把会馆建到了天涯海角。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通过会馆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发挥他们流动性的空间。这种市场空间既不是由地理环境决定，也不是由国家制度决定。这些潮州商人所体现的流动性，反倒很像张鹂、项飙等人所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温州商人在中国各地形成浙江村的历史过程。

第二个面向是会馆如何创造一种在地的空间，让客商长期经商和生活。这就涉及会馆的一系列社会职能，包括宗教、丧葬和教育等，这些职能是赤坎埠会馆社会在19世纪最主要的发展。如果说乾隆年间的潮州商人还是初在赤坎埠立足，19世纪就有越来越多的长期定居者，同一时期其他客商也活跃起来，开始各自建造会馆。最终19世纪末形成的所谓「五大会馆」局面，其实就是这种在地发展的结果。五座会馆负责各自籍贯商人的在地经商和生活的问题，规划并且规训(discipline)了赤坎埠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同时也帮助客商维持与跨域网络的联系。

这种发展非常像Lefebvre在其著作中所举的威尼斯的例子。威尼斯本来只是一个海边的潟湖，但是却因为当地商人和地中海、中东以及西北欧的贸易，被改造成一座世界级的城市。赤坎原来也只是广州湾边上一块高地，但是却因为潮州等外来客商的到来，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发生巨变。这些客商将一部份贸易利润投资到他们在赤坎的会馆。而这些会馆则将这些由长程贸易而来的原始积累转换、并再造成为在地的资本与文化资本。在这个投资、转换与再造的过程中，他们也形塑这座城市的产权结构、人群认同、公共空间以及市政管理。纵然历史背景、城市规模迥异，也许我们仍然可以大胆推论，推动威尼斯和赤坎城市空间形成的机制是共通的，是一种由长程贸易所主导的社会关系。

附表1：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潮州会馆

位置

始建年份

雷州半岛

赤坎（遂溪）

不晚于1783年

安铺（石城）

未知

水东（电白）

未知

徐闻县城

乾隆早期

海安（徐闻）

未知

迈陈（徐闻）

未知

曲界(徐闻)

未知

海南岛

海口（琼州）

1756年

嘉积（琼海）

1807年

白沙门（琼州）

1755年与兴化商人合建兴潮天后宫

万州（万宁）

1771年

附图1：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潮州会馆分布

附图2：广州湾地图（1900年）

图片说明：底图为法国人1900年绘制的广州湾租借地地图（局部），红色标志为聚落，中文地名为笔者添加，上面还标示了不少糖寮的位置。

附图3：20世纪初的赤坎

图片说明：20世纪初，中国工人疏浚赤坎水道（今赤坎区民主路一带，20世纪20年代中期填平造地），身穿白衣的法国官员在旁监督。中远处歇山顶建筑为闽浙会馆（又称“福建会馆”等），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

【注】原文载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十七卷第一期，2019年4月。

责编：魏超